現存魯迅藏書共4000余種、14000余冊。其中中文線裝書946種7579冊，中文平裝書866種1112冊，中文報刊353種2069冊（頁），西文書778種1182冊，日文書995種1889冊。中文藏書中，線裝書籍占的比例最大。其中頗有幾種大型叢書，如《四部叢刊》、《知不足齋叢書》、《觀古堂匯刻書》等等。魯迅藏書雖算不上宏富，但其價值不容忽視，從中或可略窺一代文豪學術文章的特點。《四部叢刊》中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在魯迅學術思想發(fā)展中的地位就值得注意。
一
清代的乾隆皇帝將歷朝撰寫的二十四部史書定名為“二十四史”，全書3249卷，約四千萬字。這些史書由官方修撰，以大致統(tǒng)一的紀傳體編寫，歷朝視之為正統(tǒng)史書，故又稱“正史”。《二十四史》記錄了上起傳說中的黃帝（公元前2550年），下迄明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長達四千多年間中華民族的發(fā)展進程，篇幅宏偉，史料豐富，堪稱中華文化百科全書，是民族文化的寶貴遺產，研究中國歷史的基本文獻。
“二十四史”主要有以下幾種版本：清乾隆皇帝的所謂欽定版《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簡稱“殿本”），流布最廣。其編纂者多為御用史官，遵從皇帝意見，堅持政治正確，因而有意無意的錯訛很多，甚至有段落顛倒、整段脫落等現象。李岳瑞在《悔逸齋筆乘》中說：“曩讀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惟《史》、《漢》、《三國志》校勘無愧精審，《晉書》以次，則訛字不可枚舉。”這些錯誤產生的原因之一，是四庫館臣、內府官員、太監(jiān)為了取悅皇帝，故意留下些明顯的錯誤，呈給喜歡校書的乾隆，期待皇帝看出錯誤，降旨申斥館臣的“不學”，并怡然自覺學問在“皆海內一流，一時博雅之彥”的四庫館臣之上。但不幸的是，“上雖喜校書，不過偶爾批閱，初非逐字讎校，且久而益厭。每樣本進呈，并不開視，輒以朱筆大書校過無誤，照本發(fā)印。司事者雖明知其訛誤，亦不敢擅行改刊矣。”清朝末年由金陵、浙江、江蘇、湖北、淮南五個地方官書局聯合刻印的“局本”在質量上勝過殿本，然終難與欽定御制角力。
降至民國，中華書局排印的“聚珍本”和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各領風騷。
中華書局的“聚珍本”《二十四史》以“殿本”為校印底本，鉛字排印出版。1920年，中華書局開始籌備輯印《四部備要》，全書11305卷，分訂為2500冊。中華書局選擇了丁輔之的“聚珍仿宋體”排版。《四部備要》出版后，很受歡迎。1930年11月，中華書局發(fā)布《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樣本》，決定單獨發(fā)行二十四史。其“校印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緣起”聲明該書“字體大”、“印刷精”、“版式雅”、“售價廉”。為了方便普通讀者閱讀和研究，“聚珍版”在注釋較多的“前四史”中，采用二號方體字印制正文，三號長體字印制注釋，醒目悅目。其余各史，由于注釋極少，以四號方體字印制。五開大本，天寬地闊，便于批注。
因為只是將已經出版的《四部備要》“史部”中的《二十四史》抽出，加大開本印制即可，因此，中華版的二十四史制作迅捷，發(fā)售順暢。
“百衲本”《二十四史》，由張元濟（1867—1959）主持下的商務印書館，斥巨資廣搜博采各史善本，采用當時最先進的攝影制版技術，嘔心瀝血十余年始告竣工。“百衲本”《二十四史》選用的各種珍罕版本因年代久遠而殘缺不全，編校者通過許多版本相互參校、補綴，如僧人之“百衲衣”，故而得名。
1930年3月，商務印書館正式發(fā)布《百衲本二十四史預約樣本》，其中的“影印緣起”，記述了這部經典版本的誕生經過。1920年，商務印書館開始輯印“四部叢刊”，進行途中，編輯者即注意到《二十四史》存在版本問題。但因一時找不到更好版本，不得已用“殿本”為底本影印。后經張元濟多方搜求，逐漸匯集到一部分宋元古本。1926年“四部叢刊”重印時，商務印書館發(fā)布預告稱，除《明史》仍用殿本之外，其它各史都將以珍罕的宋元古本為底本影印。1930年，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即《史記》、《漢書》、《后漢書》和《三國志》以宋版古本影印的同時，商務印書館正式宣布“百衲本”《二十四史》公開發(fā)售。
按預售計劃，“百衲本”《二十四史》應當在1933年全部出齊。但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日軍飛機轟炸了商務印書館上海總部，導致已經印制好的大量圖書、印版焚毀，甚至連館藏的宋元古本也未能全部搶救運出。到1934年間，除了“一二八”事變之前已經印制完畢并按預約售出的前兩批六種史書，以及剛印制完成的第三批四種共計十種史書之外，其余“十四史”均需重新制版，有的還需重新搜求古本。商務印書館同仁全力以赴、共克時艱，學術、藏書等各界人士鼎力襄助，使這項偉大的工程沒有中輟。張元濟于1934年3月發(fā)布了“重訂百衲本二十四史”的預約樣本。全書至1936年出齊。
中華書局排印“聚珍本”《二十四史》針對普通讀者的需求，商務印書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針對專業(yè)讀者的需求。一個有美觀雅致的字體版式，一個有精益求精的描潤校印，各具特色。論享受閱讀，要看“聚珍本”；論版本權威，當推“百衲本”。
二
張元濟先生對《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印造居功甚偉。
張元濟（1867—1959）字筱齋，號菊生。浙江海鹽人，中國近代杰出的出版家、版本目錄學家和藏書家。清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刑部貴州司主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1898年因參與戊戌維新運動而被革職，以后去上海主持南洋公學譯書院。1901年投資商務印書館，任編譯所長、經理、監(jiān)理，1926年后任董事長。建國后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任上海文史館館長。張元濟出生于藏書世家，六世祖張宗松以涉園藏書聞名，至清道光年間，藏書因戰(zhàn)亂散佚。張元濟自青年時代即立“繼承先世遺業(yè)之志”。經多年尋訪，共搜集到原涉園藏書和刻書104種。他在商務印書館任編譯所所長時，多方尋訪，收購大批古籍，建立了藏書室，1908年命名為涵芬樓，1926年又擴建為東方圖書館，涵芬樓乃專門作為善本書庫。張元濟精于目錄、版本和校勘之學，出版有《校史隨筆》、《涉園序跋集錄》等，編有書目《寶禮堂宋本書錄》、《涵芬樓燼余書錄》等。
張元濟民國之初發(fā)愿“重校正史”，匯集善本，重新校勘、輯印古本全史，以恢復中華正史原貌。他在涵芬樓附近設立編校中心，廣泛搜求各史善本，字字精校，頁頁修潤。單是為《百衲本二十四史》所做《校勘記》就達百余冊。他親自挑選紙張、監(jiān)督印刷，克服了社會動蕩、戰(zhàn)火紛飛、原本校樣屢遭焚毀等困難，歷時18個春秋，完成《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編輯出版。其工程宏大，堪稱“前無古人，澤被后世”。《百衲本二十四史》所選版本，有宋刻善本15種、元刻善本6種、明清初刻3種。如《史記》選用宋慶元黃善夫家塾本；《漢書》選用宋景祐刻本；《晉書》則以幾種宋刻本配齊；南北朝七史用的是宋眉山七史本；《隋書》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舊唐書》用宋紹興刻本；《新唐書》用宋嘉祐刻本；《舊五代史》世無傳本，用清人自《永樂大典》中所輯版本；《新五代史》用宋慶元刻本，宋、遼、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1933年12月，商務印書館發(fā)布了一份《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描潤始末記》，首次向外界公布了古籍校印流程，并刊出了“底樣”與“清樣”以作比較。
影印古籍時，如果所用底本不是初印，而是經多次刷印，字跡筆劃難免模糊或斷缺。如果找不到更清晰的初印本，就必須在影印過程中進行描潤。所謂描潤，即根據別的版本把模糊斷缺描清、補足。根據《描潤始末記》介紹，“百衲本”《二十四史》所選底本最模糊的是宋刻南北七史，校勘工作十分繁難。其描潤之法如下
原書攝影成，先印底樣，畀校者校版心卷第葉號，有原書，以原書，不可得，則以別本，對校畢，有闕或顛倒，咸正之。卷葉既定，畀初修者以粉筆潔其版，不許侵及文字。既潔，覆校，粉筆侵及文字者，記之，畀精修者糾正。底樣文字，有雙影，有黑眼，有搭痕，有溢墨，梳剔之，梳剔以粉筆。有斷筆，有缺筆，有花淡筆，彌補之，彌補以硃筆。仍不許動易文字，有疑，闕之，各疏于左右欄外。精修畢，校者覆校之，有過或不及，復畀精修者損益之。再覆校，取武英殿本及南、北監(jiān)本、汲古閣本與精修之葉對讀，凡原闕或近磨滅之字，精修時未下筆者，或彼此形似疑誤者，列為舉疑，注某本作某，兼述所見，畀總校。總校以最初未修之葉及各本與現修之葉互校，復取昔人校本史之書更勘之。既定為某字，其形似之誤實為印墨漸染所致或僅屬點畫之訛者，是正之，否則仍其舊。其原闕或近磨滅之字，原版有痕跡可推證者，補之，否則寧闕。闕字較多，審系原版斷爛，則據他本寫配，于欄外記某行若干字據某某本補。復畀精修者摹寫，校者以原書校之。一一如式，總校覆校之。于是描潤之事畢，更取以攝影。攝既，修片。修既，制版。制版清樣成，再精校。有誤，仍記所疑，畀總校。總校覆勘之，如上例。精校少二遍，多乃至五、六遍。定為完善可印，總校于每葉署名，記年月日，送工廠付印。
“百衲本”以其對古代版刻的“妙手回春”之術，在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留下濃墨重描的一筆。獨立成冊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描潤始末記》，與《重訂百衲本二十四史預約樣本》一起，也成為珍貴的歷史文獻。
三
魯迅民國初年剛到北京時，對張元濟印象不佳。
1912年9月8日，魯迅在留黎廠直隸官書局購《式訓堂叢書》初、二集32冊。他在日記中寫道：“午后翻閱，此書為會稽章氏所刻，而其版今歸吳人朱記榮，此本即朱所重印，且取數種入其《槐廬叢書》，近復移易次第，稱《校經山房叢書》，而章氏之名以沒。記榮本書估，其厄古籍，正猶張元濟之于新籍也。讀《拜經樓題跋》，知所藏《秋思草堂集》即近時印行之《莊氏史案》，蓋吳氏藏書有入商務印書館者矣。”他對商務印書館在編輯過程中任意變亂名目表示了不滿。
魯迅在《病后雜談之余》一文中說：“清朝的考據家有人說過，‘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我以為這之后，則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今人標點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亂點一通，佛頭著糞：這是古書的水火兵蟲以外的三大厄。”
好在，張元濟等編輯《四部叢刊》、《二十四史》是影印，而非標點。
隨著時日推移，魯迅對商務印書館在古籍版本選擇方面的精審和取得的業(yè)績逐漸認可。魯迅青年時代時排滿思想很強，又經歷過反清革命運動，故對清代纂修古書一直持批判態(tài)度。他的批評火力集中在所謂“欽定”《四庫全書》上，因為這部書集中體現了清朝皇帝利用編纂圖書進行民族奴役的“成績”。他在《且介亭雜文•買〈小學大全〉記》中說：
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個，尤其是后兩個皇帝，對于“文藝政策” 或說得較大一點的“文化統(tǒng)制”，卻真盡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獄不過是消極的一方面，積極的一面，則如欽定四庫全書，于漢人的著作，無不加以取舍，所取的書，凡有涉及金元之處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為定本。此外對于“七經”，“二十四史”，《通鑒》，文士的詩文，和尚的語錄，也都不肯放過，不是鑒定，便是評選，文苑中實在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了。而且他們是深通漢文的異族的君主，以勝者的看法，來批評被征服的漢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懼，有苛論，但也有確評，文字獄只是由此而來的辣手的一種，那成果，由滿洲這方面言，是的確不能說它沒有效的。
聯系當前嚴厲的書報審查制度，魯迅對清朝的文化統(tǒng)治就更痛恨，也更警惕，批判也就更嚴厲。事實上，魯迅與《四庫全書》還頗有些緣分。民國初年他在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主管圖書館工作，籌建京師圖書館之初，教育部決定調來熱河避暑山莊文津閣《四庫全書》以充館藏，魯迅被派前往接洽。不料圖書半路上被內務部截收。后經交涉，《四庫全書》終于歸還了京師圖書館，現在是國家圖書館的標志性藏書。
魯迅對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古籍有好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贊同張元濟對古刻的精審選擇。張元濟主持編纂的《四部叢刊》正是糾正《四庫全書》篡改舊文并恢復古書原貌的舉措。魯迅在《病后雜談》中寫道：
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于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yè)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里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這兩句，奉官命改為“永遠看不出底細來。”）嘉慶道光以來，珍重宋元版本的風氣逐漸旺盛，也沒有悟出乾隆皇帝的“圣慮”，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書籍很有些出版了，這就使那時的陰謀露了馬腳。最初啟示了我的是《琳瑯秘室叢書》里的兩部《茅亭客話》，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庫本，同是一種書，而兩本的文章卻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關于“華夷”的處所。這一定是四庫本刪改了的；現在連影宋本的《茅亭客話》也已出版，更足據為鐵證，不過倘不和四庫本對讀，也無從知道那時的陰謀。《琳瑯秘室叢書》我是在圖書館里看的，自己沒有，現在去買起來又嫌太貴，因此也舉不出實例來。但還有比較容易的法子在。新近陸續(xù)出版的《四部叢刊續(xù)編》自然應該說是一部新的古董書，但其中卻保存著滿清暗殺中國著作的案卷。例如宋洪邁的《容齋隨筆》至《五筆》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據張元濟跋，其中有三條就為清代刻本中所沒有。
魯迅購買這些古籍，是為了文化批評和學術研究的參考。例如寫完《病后雜談》后，他收到預訂的《四部叢刊》續(xù)編，立即從中摘取資料，佐證自己的觀點。“一星期前，我在《病后雜談》里說到鐵氏二女的詩。據杭世駿說，錢謙益編的《列朝詩集》里是有的，但我沒有這書，所以只引了《訂訛類編》完事。今天《四部叢刊續(xù)編》的明遺民彭孫貽《茗齋集》出版了，后附《明詩鈔》，卻有鐵氏長女詩在里面。現在就照抄在這里，并將范昌期原作，與所謂鐵女詩不同之處，用括弧附注在下面，以便比較。”（《病后雜談之余》）
但世人并不都像魯迅這樣具有強烈的批判意識。《四庫全書》因是“欽定”，在社會上還有相當大的影響。正如魯迅說的：“‘欽定’二字，至今也還有一點威光，‘御醫(yī)’‘貢緞’，就是與眾不同的意思。”（《四庫全書珍本》）1933年6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命令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和商務印書館訂立合同，影印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未刊本，引來不同意見。蔡元培主張采用舊刻或舊抄本，以代替經全書館館臣竄改過的庫本，藏書家傅增湘、李盛鐸和學術界的陳垣、劉復等贊同蔡元培的主張。但教育部當局堅持原議，結果商務印書館從命，于1934年至1935年刊行《四庫全書珍本初集》，選書231種。魯迅在《四庫全書珍本》一文中批評道；“這回的《四庫全書》中的‘珍本’是影印的，決無改錯的弊病，然而那原本就有無意的錯字，有故意的刪改，并且因為新本的流布，更能使善本湮沒下去，將來的認真的讀者如果偶爾得到這樣的本子，恐怕總免不了要有搖頭嘆氣第二回。然而結果總非依照《欽定四庫全書》不可。因為‘將來’的事，和現在的官商是不相干了。”
商務印書館在版本選擇上精益求精。在《百衲本二十四史》預約樣本的扉頁上，刊出《重價征募薛居正舊五代史原書》的啟事：“殿本《舊五代史》，輯自《永樂大典》，并非薛氏原書，然不敢謂原書必亡也。昔聞有人于殿本刊行后曾見金承安四年南京路轉運司刊本，有謝在杭、許芳城藏印，甚以當時修史諸臣未見其書為惜。又明末福建連江陳氏世善堂、清初浙江余姚黃氏二老閣均有其書，安知今日不尚在人間。敝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雖選大典有注本，然欲饜讀者之望，愿出重價，蒐訪原書，敬告各界人士，如藏有舊刻薛氏五代史原書者，倘蒙慨允見讓，全書固極歡迎，即零卷散葉，亦甚快睹。……”
所以，當魯迅在兩種版本的《二十四史》之間選擇時，傾向性就不言而喻了。
魯迅起意購買《二十四史》約在1929年。據日記記載，12月26日，“寄中華書局信，索《二十四史》樣本。”但他最終選擇了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原因大致有兩個：一，百衲本匯集現存最好的未經篡改的古刻，質量讓他放心。二，他的弟弟正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一方面了解圖書出版內情，一方面也可代他訂購、取書，省卻他不少精力。
于是，魯迅于1930年8月26日“下午托三弟在商務印書館豫定百衲本《二十四史》一部，付泉二百七十。（八月三十日影宋本漢書三十二本預付訖）。”1931年8月31日“下午得商務印書館景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二期書《后漢書》、《三國志》、《五代史記》、《遼史》、《金史》五種共一百二十二本。”1934年1月9日，“晚三弟來并為從商務印書館取得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之《宋書》、《南齊書》、《陳書》、《梁書》各一部共七十二本。”1935年12月30日“往商務印書館取百衲本《二十四史》四種共一百三十二本，又《四部叢刊》三編八種共一百五十本。”
魯迅不但購買了《二十四史》，還陸續(xù)購齊了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四部叢刊》三編。1927年在廣州時，他就看中了《四部叢刊》，如4月26日：“往商務印書館買單行本《四部叢刊》八種十一本，二元九角。”這八種單行本即《韓詩外傳》、《大戴禮記》、《釋名》、《鄧析子》、《慎子》、《尹文子》、《謝宣城詩集》、《元次山文集》。同時他也很注意史部的購買，如6月9日：“托廣平往廣雅圖書局買書十種共三十七本，泉十四元四角。”這十種書是《補諸史藝文志》四種、《三國志裴注述》、《十六國春秋纂錄》、《十六國春秋輯補》、《廣東新語》、《藝談錄》、《花甲閑談》。7月1日：“上午托廣平買《史通通釋》一部六本，泉三元。”到了上海，因為學術研究的需要，他下決心購齊商務印書館的《四部叢刊》和《二十四史》。許廣平在《魯迅與家庭生活》一文中寫道：“日常生活用度的支出，他絕不過問，然而他的買書帳自己是記下來的，當他想要買《四部叢刊》之類做文學史的準備材料時，曾經為了要花去幾百塊錢而游移不定了好久，還是我勸了才決定買的。”
四
魯迅生于官宦之家，自小養(yǎng)成讀書習慣。對待史書，他既閱讀正史，也看野史。兩相比較，他對中國歷史獲得一些清醒的認識。他在《病后雜談之余》一文中說，他是看了野史才知道明代皇帝的殘酷的：
我常說明朝永樂皇帝的兇殘，遠在張獻忠之上，是受了宋端儀的《立齋床錄》的影響的。那時我還是滿洲治下的一個拖著辮子的十四五歲的少年，但已經看過記載張獻忠怎樣屠殺蜀人的《蜀碧》，痛恨著這“流賊”的兇殘。后來又偶然在破書堆里發(fā)見了一本不全的《立齋閑錄》，還是明抄本，我就在那書上看見了永樂的上諭，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樂身上去了。那時我毫無什么歷史知識，這憎恨轉移的原因是極簡單的，只以為流賊尚可，皇帝卻不該，還是“禮不下庶人”的傳統(tǒng)思想。至于《立齋閑錄》，好像是一部少見的書，作者是明人，而明朝已有抄本，那刻本之少就可想。記得《匯刻書目》說是在明代的一部什么叢書中，但這叢書我至今沒有見；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它放在“存目”里，那么，《四庫全書》里也是沒有的，我家并不是藏書家，我真不解怎么會有這明抄本。
從此，魯迅對所謂正史，尤其是欽定的史書產生了懷疑和反感的情緒，并發(fā)表了一些批判性議論。他創(chuàng)作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正是受了中國史書的啟發(fā)：“偶閱《通鑒》，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種發(fā)見，關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五四”時代，因為提倡新文化，魯迅注意從中國歷史中發(fā)掘負面的東西，發(fā)表了一些否定性言論，如，在《華蓋集•忽然想到（四）》）中說：
先前，聽到二十四史不過是“相斫書”，是“獨夫的家譜”一類的話，便以為誠然。后來自己看起來，明白了：何嘗如此。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只因為涂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更容易了然了，因為他們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秦漢遠了，和現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明的雜史之類，則現在多有。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時間的流駛，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以明末例現在，則中國的情形還可以更腐敗，更破爛，更兇酷，更殘虐，現在還不算達到極點。但明末的腐敗破爛也還未達到極點，因為李自成，張獻忠鬧起來了。而張李的兇酷殘虐也還未達到極點，因為滿洲兵進來了。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地難于改變的么？倘如此，將來的命運便大略可想了，也還是一句爛熟的話：古已有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用了這許多好材料，難道竟不過老是演一出輪回把戲而已么？
他還說過：“中國十三經二十五史，正是酋長祭師們一心崇奉的治國平天下的譜，此后凡與土人有交涉的‘西哲’，倘能人手一編，便助成了我們的‘東學西漸’，很使土人高興；但不知那譯本的序上寫些什么呢？”（《熱風•隨感錄 四十二》）更說到決絕處，他將中國歷史簡單分為兩個時代，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墳•燈下漫筆》）而在小說中，竟憤激地讓狂人從滿紙“仁義道德”的字縫里看出兩個字：“吃人！”
這個時期，魯迅的文字給人們的印象，是對中國歷史文化全盤否定，例如“不讀中國書”之類過頭話，當時和后來頗遭詬病。然而，他自己卻覺得這話不得不說，而且也不得不這么決絕地說，因為亡國就在眼前，只有發(fā)表此種“危言”，才會引動國人注意。今天的讀者應該設身處地想想那一代人的內心焦慮，雖然這可能不大容易。
魯迅的目的，是讓中國人擺脫歷史輪回，走上健康發(fā)展的道路。
不過，有一點需要指出：人們一向夸大了魯迅對野史的偏重。由于魯迅對正史說過一些批評的話，人們就認為魯迅完全否定正史。魯迅對官修史書的確有嚴厲的批評，如說：“‘官修’而加以‘欽定’的正史也一樣，不但本紀咧，列傳咧，要擺‘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說什么。據說，字里行間是也含著什么褒貶的，但誰有這么多的心眼兒來猜悶壺盧。”（《華蓋集•這個與那個》）他重視野史也是實情：“我以為伏案還未功深的朋友，現在正不必埋頭來哼線裝書。倘其咿唔日久，對于舊書有些上癮了，那么，倒不如去讀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須是野史；或者看雜說。……野史和雜說自然也免不了有訛傳，挾恩怨，但看往事卻可以較分明，因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樣地裝腔作勢。”（《華蓋集•這個與那個》）他不滿于正史的是其擺架子的態(tài)度和涂飾太厚的描述，而從他的讀書經歷看，他并不一味貶斥正史。正確的方法，是將正史和野史對照了看。拆除架子，去掉涂飾，就能看到真實，甚至能看到“民族的脊梁”。《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嗎》一文中有一段話經常被人引用：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嘗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后繼的戰(zhàn)斗，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于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于全體，那簡直是誣蔑。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誆騙，卻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這段話堪稱魯迅的“晚年定論”。評價魯迅，應該看前后的變化，應該看全面，而不能只強調他的“吃人”、“不讀中國書”之類憤激之言。魯迅及同時代人對中國歷史形成強烈的批判意識，其治學特點和思想方法用一個字來概括，就是“疑”——請注意，是“疑”而非全盤否定。“疑”也要有理性，要把握好分寸。魯迅曾批評過有些學者過分“疑”，例如“古史辨”派某位學者“將古史‘辨’得沒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當魯迅靜下心來，進行學術研究的時候，全盤否定的話就少得多甚至幾乎沒有了。
魯迅一生沒有間斷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校勘了很多古書。特別在研究中國小說史的過程中，對歷史書又有了更多的中肯評價，顯示了他的卓識。即便在寫著《燈下漫筆》這類言辭激烈的文章的同時，他也在購讀古籍。晚年，魯迅開始實施自己心中蘊蓄已久的計劃，撰寫《中國文學史》和《中國字體變遷史》。因為上海的圖書條件不如北京，他甚至一度萌生了遷回北京的想法，后來因故未能實現。他的準備工作之一，就是購置中國古代典籍如《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叢刊》等。
魯迅與同行討論學術問題、向后生推薦圖書時，也往往涉及此類古籍。如1929年初，他的學生和朋友章廷謙想購買《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寫信征求他的意見，他回信說：“若不想統(tǒng)系底研究中國文學史，無需此物倘要研究實又不夠。內中大半是小作家，是斷片文字，多不合用，倒不如花十來塊錢，拾一部丁福保輯的《漢魏六朝名家集》，隨便翻翻為合算。倘要比較的大舉，則《史》，《漢》，《三國》；《蔡中郎集》，嵇，阮，二陸機云，陶潛，庾開府，鮑參軍如不想擺學者架子，不如看清人注本，何水部，都尚有專集，有些在商務館《四部叢刊》中，每部不到一元也，于是到唐宋類書：《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中，再去找尋。要看為和尚幫忙的六朝唐人辯論，則有《弘明集》，《廣弘明集》也。”又如，他開給好友的兒子的書單中，提到《唐詩紀事》，就建議用《四部叢刊》本；而且還鄭重地推薦《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說：“其實是現有的較好的書籍之批評，但須注意其批評是‘欽定’的。”很顯然，當進行學術研究時，他對《四庫全書》也持有客觀的態(tài)度了：這是一種便利和精到的工具書，可以合理使用。
1932年8月15日，魯迅寫信給臺靜農，說明自己的治學方法與胡適的治學方法的不同，指出，胡適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為驚人之具，此實足以炫耀人目，其為學子所珍賞，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覽，皆通行之本，易得之書，故遂孑然于學林之外，……早欲翻閱二十四史，曾向商務印書館豫約一部，而今年遂須延期，大約后年之冬，才能完畢，惟有服魚肝油，延年卻病以待之耳。”在表達學術自信的同時，對《百衲本二十四史》因戰(zhàn)火而延遲出版表示了遺憾，言下似有“等不及”的感慨和憂慮。
五
“百衲本”《二十四史》因其極高的學術價值、收藏價值、版本價值，從發(fā)行之初，即獲各界贊譽。蔡元培贊揚張元濟“博觀精勤之成績，所以嘉惠學子益無限量。”胡適寫信給張元濟道：“今早細看，歡喜贊嘆，不能自已。此書之出，嘉惠學史者真不可計量！惟先生的校勘，功勞最勤，功用最大，……”著名藏書家傅增湘盛贊：“《百衲本二十四史》所采獲者皆前人未見之書，故其定論者多千古未發(fā)之覆。”著名學者顧起潛的評論是：“煌煌巨編，非有高深的學養(yǎng)，難能做出宏大的規(guī)劃；博訪古本、善本，非熟悉中外藏書情況，難以集事；搜羅異書，發(fā)揚特點，非有淵博的學問，不克有所發(fā)明。”該書風行七、八十年，至今為人稱道，良有以也。
限于條件，《百衲本二十四史》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影印數量無多，歷經戰(zhàn)亂、天災，如今幸存下來的為數更少。魯迅藏書中的這一套，得國家之力，現完整保存于北京魯迅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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