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穿著自行設(shè)計的外套拍攝的兩張照片，很多人以為是1912年在紹興拍攝的，而實際上，拍攝時間和地點是1911年和日本東京。兩張照片均為半身像，但一張是大半身，面前可見一把椅子的一部分。
兩張照片中，魯迅面前有椅子的一張，最早見于臺靜農(nóng)編纂的《關(guān)于魯迅及其著作》，可能得之于魯迅本人（見該書第105頁）。該書目錄中對這張照片做了說明：“一九一二年照象（在紹興）”。時間和地點均誤。
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日常生活》中回憶說：“（魯迅）后來新置了一件外套，形式很像現(xiàn)今的中山裝，這是他個人獨出心裁，叫西服裁縫做成的，全集第八冊插圖，便是這服裝的照片。”“全集”指1938年版《魯迅全集》。其第八卷中該照片所配說明文字是：“一九0九年任教浙江兩級師范”（該校設(shè)在杭州）。《魯迅全集》2005年版（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第15卷收錄這張照片時，修正了1938年版全集的地點錯誤，但卻照抄了《關(guān)于魯迅及其著作》中關(guān)于拍攝時間的說明，注為：“在紹興時攝（1912）”。
許壽裳的回憶錄中并沒有說明這張照片的拍攝時間和地點，而只籠統(tǒng)地說“后來”。很容易讓人以為是在紹興所攝，因為其時魯迅在紹興任教；而臺靜農(nóng)所編書和最新版《魯迅全集》注為1912年拍攝，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這次拍照是慶祝革命成功的一個有象征意味的行動。魯迅留學(xué)和歸國的時代，反清革命潮流涌動，漢民族中革命意識較強(qiáng)的人不愿意穿長袍馬褂。魯迅在日本曾拍攝過“和服照”——并非單身照，而是與友人合影——當(dāng)時很多留日學(xué)生都有和服照，但卻并非全都為了好奇或入鄉(xiāng)隨俗。周作人就說過，那時候在日本的中國留學(xué)生不愿穿長袍馬褂，寧愿穿和服；不愿人家稱自己是清國人，而寧愿被稱為支那人。魯迅也曾慨嘆：“幾十年來，我們常常恨著自己沒有合意的衣服穿。清朝末年，帶些革命色彩的英雄不但恨辮子，也恨馬褂和袍子，因為這是滿洲服。”魯迅自到日本留學(xué)至回國在杭州、紹興教書，所拍照片，從衣著看，有學(xué)生制服的，有西服的，也有和服的，但卻沒有中式服裝的。但問題是，究竟怎樣才是中式服裝呢？在一片“排滿”聲中，這倒是一個切身切要的問題。
那么，把這行動看作慶祝辛亥革命勝利而將拍攝時間推后到1912年，或者說魯迅設(shè)計穿著這樣的服裝就是表達(dá)反清的志愿，也并非說不通。至少可以說，魯迅尋找中式服裝的努力至少可見一斑了。
在北京魯迅博物館所藏面前無椅子的照片的護(hù)封上，有手寫的說明：一九一一年，在東京所照。知道這兩張照片的來歷的人并不多，許壽裳和周作人最應(yīng)該被列為知情人。但奇怪的是，這張照片出現(xiàn)在周啟明（周作人）撰寫的《魯迅的青年時代》（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一書中時，說明文字也是錯誤的。該書收錄的第一幅相片就是魯迅站在椅子后面的一張，說明文字是：“1909年6月，魯迅由日本回國，任浙江兩級師范學(xué)堂生理學(xué)、化學(xué)教員時照片，時年29歲。”時間錯得更離譜。可以肯定地說，這本書出版時，所配照片并非從周作人處得來，也沒有經(jīng)過他本人審訂。《魯迅的青年時代》選用很多資料，如新臺門、三味書屋、安橋頭，以及《浙江潮》、《河南》、《域外小說集》等書影，多為習(xí)見，得之不難。《魯迅的青年時代》中的照片和資料可能大多是從1938年版《魯迅全集》中取用的。
魯迅博物館所藏該照片護(hù)封上的說明十分準(zhǔn)確，惟不似魯迅筆跡，也難以斷定為何許人。照片是1911年魯迅從紹興到日本催促二弟周作人、羽太信子夫婦回國，在東京逗留期間拍攝的。魯迅從日本返鄉(xiāng)后，于7月31日寫信給許壽裳報告旅途情況道：
兩月前乘間東行，居半月而返，不訪一友，亦不一游覽，厪一看丸善所陳書，咸非故有，所欲得者極多，遂索性不購一書。閉居越中，與新顥氣久不相接，未二載遽成村人，不足自悲悼耶。比返后又半月，始得手示，自日本輾轉(zhuǎn)而至。屬購之書已不可致，惟雜志少許及無趾之書，則已持歸，可一小篋，余數(shù)冊未出，已函使直寄北京。……起孟及ノブ子已返越，……
從信中可知，魯迅去日本，許壽裳是知道的，魯迅在日本期間，許壽裳還去信托魯迅購書。魯迅在信的末尾向老友通報，此行的目的達(dá)到了。
照片裝幀的右下角有鋼印英日文照相館名稱和地址：NAKAHACHI，TOKYO， JAPAN，麻布飯倉通道公園前，中缽。這更確鑿地證明，魯迅這兩張中式服裝照片是1911年5月間在東京拍攝的。
魯迅研究已有百年歷史，堪稱“顯學(xué)”，但有關(guān)基本史料，還不時出現(xiàn)錯訛，這是很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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