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周豫才
1881年9月25日，農(nóng)歷八月初三，浙江紹興城府東昌坊口，石板鋪成的小街，一片青瓦粉墻的宅院——周家新臺門內(nèi)誕生了一個男嬰，他和任何男嬰沒有什么不同，家里給取名樟壽，字豫山，因在紹興話里，“豫山”與“雨傘”發(fā)音相近，親人叫起來，覺得實在不入耳，就改成了“豫才”。
周豫才來到這個搖櫓烏篷船的江南水鄉(xiāng)，他擁有一個秀才父親，雖是鄉(xiāng)下婦女卻能通過自修獲得看書能力的母親，這決定了他將伴隨著對讀書的漸漸喜歡而慢慢長大。那時家里自然是不缺書的。
五歲上，豫才入了私塾，從叔祖玉田先生初誦《鑒略》。11歲，來到全城最嚴厲的書塾三味書屋，從極方正、質(zhì)樸、博學的壽鏡吾先生。在塾中，他喜歡上了蒙紙線描，特別是小說繡像。
至于家境，大家頗為熟悉的是那句“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所謂的“小康”，指的是幼小的豫才，憑借家里還有的四五十畝水田，而能被喚作少爺，生計自然是不愁的。這使他自覺生長于都市的大家庭里，看得勞苦大眾和花鳥一樣。
然而，據(jù)說這樣的無憂日子平穩(wěn)延續(xù)了13年之后，他一下子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
變故是從天而降的，1930年的魯迅在寫自傳時，用了“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來回顧當時的情境，以他的深邃冷靜與超然，這樣的用詞已是震撼。
噩耗傳來是在1893年的料峭早春，祖父周介孚行科場舞弊遭到揭發(fā)，被判為“斬監(jiān)侯，秋后處決。”
他不得不跟隨母親去安橋頭鄉(xiāng)下外婆家過了一段寄人籬下的生活，雖然幼時也常來過，與小伙伴們一起搖櫓去趙莊看社戲，在烏篷船里偷煮羅漢豆吃，而此刻卻被嘲笑為“乞食者”。
這個詞令他終生難忘。30年之后寫出彌漫著灰土氣息的《求乞者》——在不得不求乞的處境中，深味人生，拒絕布施，寧愿彷徨，也不尋找來自美好想象的安慰。
家里的頂梁柱父親受到牽連，不但割除秀才之名，更是重病纏身，這使少年豫才有四年多，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zhì)鋪和藥店里，從比自己高一倍的柜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和自己一樣高的柜臺上給久病的父親買藥。
然而，父親還是在一張張稀奇古怪的中醫(yī)藥方的遮蓋下，在被迫的一聲聲呼喚里，一點寧靜也沒有享受到地咽氣了。年方37歲的他不會想到，自己的兒子長到他這個年紀時正以“魯迅”而聞名全國。
此后，對于17歲的豫才來說，極少的學費已是奢侈。去做幕友或商人，是彼時衰落了的書香門第的子弟們通常的選擇，而他不情愿，母親只好去找尋免費的學堂，最后籌得八元川資，一雙淚眼無奈地望向長子，“走異路，逃異地，去尋別樣的人們。”
對豫才來說，告別母親的目光，便是新天地的開始，也是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中糾葛的開始。
南京周樹人
1898年，又一個早春，周豫才從杭州去往南京，他考上的是江南水師學堂，在南京儀鳳門里，學堂監(jiān)督是他們周氏的本家。
豫才取學名“樹人”，別號“自樹”，“周樹人”便成為他在周家族譜的名字。
在這水師學堂里，周樹人才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等課程，這和八股文是完全不同的天地。
他漸漸悟得中醫(y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而日本維新大半發(fā)端于西方醫(yī)學，便為之做了不少美好的夢，理想是多彩的。
江南水師學堂每周有四個整天用來習英文，一整天讀漢文，一整天做漢文。功課安排得緊張有序。樹人刻有“戎馬書生”“戛劍生”的石章。曾寫下《戛劍生雜記》《蒔花雜志》。
那時候，學洋務(wù)在一般人眼里是走投無路的人，不得已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受到奚落和排斥的。周樹人騎馬經(jīng)過南京的明故宮時，便被頑童們邊罵邊投小石子，意為他不配如此狂妄。
這一年發(fā)生了“戊戌變法”，康有為梁啟超的著作直接影響了周樹人的世界觀、價值觀。而他未來的伴侶許廣平才剛剛出生。
在江南水師學堂適應(yīng)了半年后，周樹人改進江南陸師學堂附設(shè)路礦學堂，又開始學習開礦，輔修造鐵路，那里只用本國文教學。
陸師學堂在南京鼓樓以北的三牌樓，與格致書院望衡對宇，離著水師學堂也不遠。樹人轉(zhuǎn)學過去時，總辦是錢德培，后來是俞明震，都是坐在馬車里看《時務(wù)報》的新派。
課余時間，周樹人喜讀我國古典筆記體，《世說新語》《漢魏叢書》《徐霞客游記》《板橋集》等，更喜歡讀譯本新書，嚴復(fù)翻譯的《天演論》，林紓翻譯的《茶花女遺事》，及譚嗣同的《仁學》，令他過目難忘。
1901年，周樹人在南京官立江南陸師學堂普通科畢業(yè)了，二弟周作人步其后塵，進入水師學堂，他們的祖父也被釋放回鄉(xiāng)。
然而，樹人自問：“爬了幾次桅，不消說不配做半個水兵；聽了幾次講，下了幾回礦洞，就能掘出金銀銅鐵錫么？”終究被兩江總督派往日本，以南洋官費留學。這也是父親曾經(jīng)的愿望。時光走到了1902年。
日本：棄醫(yī)從文
又是早春，周樹人來到東京私立弘文學院預(yù)備學校江南班學習。這是專為中國學生辦的語言入門學校，捎帶傳授些科普知識。被熱血鼓蕩的周樹人，渴望光復(fù)之心非常旺盛，他第一個剪去了象征民族恥辱的辮子，并作七絕《自題小像》，拍照留念：
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闇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周樹人的辮子從此留在了東瀛，一半送給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發(fā)，一半給了理發(fā)匠。
從此，他開始了“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的留學生活，并在《柔道入門誓約書》上簽章，學習柔道，以強體魄，然而也漸漸地發(fā)現(xiàn)講演中也有無聊的打諢，留學生也不外乎嬉皮笑臉。當然，日益濃烈起來的是他的亞洲意識、中國意識。
后來被譽為是思想家的周樹人，從這時起便開始積極思考救國救民的出路問題。他如饑似渴地閱讀經(jīng)日文翻譯過來的西方哲學思想著作和進步雜志，并積極撰稿。《中國地質(zhì)略論》最早系統(tǒng)地介紹本國礦產(chǎn)；《說鈤》最早介紹居里夫婦發(fā)現(xiàn)鐳的事跡；他并與顧瑯合作撰寫《中國礦產(chǎn)志》，成為國民必讀本，清政府農(nóng)工商部通令各省礦務(wù)、商務(wù)界購閱，學部也批準為中學堂參考書。
他還翻譯了儒勒•凡爾納的科幻小說《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用喜聞樂見的形式講述天體的科普知識；編譯外國歷史小說《斯巴達之魂》，歌頌古希臘斯巴達勇士抗擊侵略軍的愛國精神；翻譯的第一篇外國文學作品是雨果的隨筆《哀塵》。
1904年4月，大清國浙江省周樹人從弘文學院速成普通科畢業(yè)。過了語言關(guān)，該考慮將來習什么專業(yè)立本。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醫(yī)學——
我的夢很美滿，預(yù)備卒業(yè)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zhàn)爭時候便去當軍醫(y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于維新的信仰。
這年9月，他只身前往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這地方是在僻遠的鄉(xiāng)間，不收學費。周樹人在此結(jié)識了令他終生難忘的老師——藤野嚴九郎先生，同時也徹底領(lǐng)教了自己國民的愚昧和麻木。
他先后住在佐藤屋公寓、宮川宅公寓，取號“索士”、“索子”，即索居獨處的意思。
在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的功課是繁重的，早上七點開始上課，下午兩點結(jié)束。有物理、化學、解剖、組織等等學科，講義資料很多兼用拉丁文，學起來很吃力，各種知識紛至沓來，必須死記硬背，以至無暇獨立思索。當看到解剖的尸體，心中難抑陣陣惡心，那形狀總是鮮明地橫陳在目前，揮之不去。回到宿舍，依然是和往常一樣大嚼。在差不多快成為木偶人的時候，樹人僥幸畢業(yè)，不至為殺人之醫(yī)。至于成績，單看第一學年的化學是得了不少的丙和丁。
藤野先生非常關(guān)注中國留學生周樹人，他聽說中國人敬重鬼神，擔心他不肯解剖尸體，特意將他叫到辦公室，親自批改他的醫(yī)學筆記。還擔憂地談到中國的女人不知是怎樣的裹腳法，致使腳骨畸形的。
課間，教師經(jīng)常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時值日俄戰(zhàn)爭剛剛結(jié)束，時事幻燈片里加映日本戰(zhàn)勝俄國的戰(zhàn)績，其中有一個據(jù)說是替俄國軍隊當偵探的中國人，正被日本軍隊抓住槍斃，圍觀歡呼的也是一群中國人。
當“萬歲”的歡呼聲沖擊著耳膜，周樹人深受刺激：被殺害的是替俄國人作偵探的自己的同胞，圍觀的竟也是自己的同胞，而教室里的同學們更是熱烈地鑒賞著這有趣的場面，不時地拍掌歡呼！
他忽然感到國民的體格再健壯也是沒有用的，倘若不改變他們的精神，將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永遠受到外族欺凌，于是升騰起想當然的確信之念，后來卻又反省為是“茫漠的希望”——從事文藝運動。
“棄醫(yī)從文”不只是一種生存策略、人生志趣和道德理想的選擇。仙臺出走，這個剛剛萌發(fā)命運感的一瞬，將很快成為集聚起強大力量的主題之最初暗示，成為后來魯迅絕望中反抗的心靈起點。它不斷提示人們?nèi)ニ伎歼@位文學家的痛苦之源——人類之間的永恒隔膜。
在他注定歸國后的創(chuàng)作中，很快就會出現(xiàn)諸多患病的主人公，無論嬰兒、少年還是中年男子，也無論是食用了“保嬰活命丸”、“人血饅頭”，還是“原配蟋蟀一對”，均將義無反顧地被棄去生命，匆匆赴死——國民是無“藥”可醫(yī)的。
1906年3月，周樹人正式向仙臺醫(yī)專提出退學，來到東京，為提倡新文藝而開始了艱難的起步。
以往每逢假期便赴東京，又經(jīng)小站“日暮里”，南京求學期間題做古詩時縈繞著的羈旅心緒，剎那間牽扯出縷縷游子求索的憂心孤寂，這一文學興味，時過20年之后，仍能夠使他從記憶中抄出。
晚清留日學生此時已達到一萬余人，而周樹人決定不再正式進學校了。他一心自修德文，積極搜購德文新舊書報閱讀，并往“獨逸語學協(xié)會”所設(shè)立的德文學校聽講。
他并沒有熱心于創(chuàng)作，而是迷戀翻譯，特別是被壓迫民族的作者的作品，如，俄國作家果戈理、迦爾洵、安德列耶夫，波蘭作家顯克微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森歐外。二葉亭四迷翻譯的果戈理的《狂人日記》被他做了剪報。俄國的安特列夫成為他的最愛。
舍棄了醫(yī)學這個比文學看似更有保障的職業(yè)，他首先與許壽裳、周作人共同籌辦《新生》雜志，取“新的生命”之意，但由于缺乏資金，中途夭折了。想去德國，也沒有成功。漸漸地，他開始感到未嘗經(jīng)驗的無聊，如同置身于毫無邊際的荒原，被寂寞的大毒蛇纏住了靈魂。
但他并沒有一味消沉下去，而是摒棄了先前慷慨激昂的意氣，更加踏實地學習外國文學，開始與周作人著手合譯《域外小說集》，為《河南》雜志撰文，做些扎實的介紹工作。
1907年，他連續(xù)發(fā)表了《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等5篇論文，署名“迅行”“令飛”，取“前進”之意，在“立國必先立人”的熱切呼喚中，醫(yī)學肄業(yè)生周樹人正逐漸成長為“精神界之戰(zhàn)士”。
1906年夏天，母親讓他回鄉(xiāng)與不識字的山陰小腳女朱安結(jié)婚，周樹人雖順從地回去辦了喜事，決定供養(yǎng)這母愛賜予的禮物，卻以另一種方式表達了對母命難違的反抗——新婚之夜，獨自入眠，淚濕枕巾。婚后四天，他毅然攜二弟周作人返回東京本鄉(xiāng)區(qū)湯島二丁目伏見館，開始文藝研究。
兩年后移住本鄉(xiāng)西片町，那是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舊宅，因是與許壽裳、周作人等五人同住，喚作“伍舍”。住在夏目漱石的書房里，翻譯夏目漱石的作品。兩個杰出靈魂的創(chuàng)意能量應(yīng)該會在某個寧靜的時刻神秘接通。
1908年，總有二十幾個禮拜日，他與許壽裳、錢玄同等都會如期趕往小石川的《民報》社，聽章太炎先生講《說文解字》。半年多的時間里，喜歡《楚辭》、溫李詩和六朝文的周樹人，又逐漸夯實了古文字學基礎(chǔ)。
1909年，在一個來東京治病的開通銀行家蔣抑卮的資助下，《域外小說集》印行出版，署“會稽周氏兄弟纂譯”，樹人設(shè)計封面，陳師曾題寫書名，東京神田印刷所印刷，東京群益書店及上海廣興隆綢緞莊發(fā)售。后來因為收不回本錢，印了二集1500冊后，便罷手了——“異域文術(shù)新宗，自此始入華土。”
回國
以南京為起點，走出家鄉(xiāng)已經(jīng)11年，而立之年將至，母親和家人焦慮地寫信催促樹人回鄉(xiāng)，以盡長子責任，挑起養(yǎng)家重擔。
1909年6月，他結(jié)束了八年的東瀛之旅，啟程回國。
一入中國境，先就花四元大洋裝上了假辮子——上海專裝假辮子專家的手藝——戴了一個多月，路遇空前奇特——呆看、冷笑、惡罵，凡此種種映射出內(nèi)心圖景——偷了人家的女人，里通外國——沒有鼻子走在街上倒也比這快活。
家鄉(xiāng)已與11年前大不相同。
1909年，已是28歲的周樹人在浙江杭州兩級師范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同時給日本植物學教員做翻譯。他平時教書循循善誘，編寫講義簡明扼要，繪有插圖；燈下苦讀，每至深夜，課余則興致勃勃地帶領(lǐng)學生們到孤山、葛嶺、北高峰一帶采集植物標本。
兩級師范學堂的夏震武校長，頭巾氣甚濃，只將愛國認定是忠君保皇，周樹人與師生們心里反感，便展開了驅(qū)逐校長運動，也就是傳說中的“木瓜之役”。
在兩級師范學堂，穿著洋服的樹人堅持干了一年，不管怎么說，杭州這樣的城市還能容忍的下“假洋鬼子”。
而第二年暑假，樹人便回到了紹興，在紹興府中學堂做監(jiān)學，也就是教務(wù)長，同時仍做生物老師。還是滿洲人的紹興知府可就見不了那么多世面了，每到學校來，最喜歡盯著樹人的短發(fā)看，常常是沒話找話，湊上前來上下打量著問個不停，直令樹人大有“遽成村人”之慨。只有在風光無限的春日里帶領(lǐng)學生們赴禹陵踏青，才能讓他興奮起來。
一次，在熟人的客座上，他驚喜地重逢了高大身材，長頭發(fā)，看人總像在渺視的范愛農(nóng)。他們曾同在日本留學，為救國方式而爭的面紅耳赤，現(xiàn)如今對面的他卻是穿著很舊的布馬褂，破布鞋，寒素而外，又生華發(fā)。原來他因為沒有學費，不得已由日本回國，受著輕蔑，排斥，迫害，幾乎無地可容，便躲在鄉(xiāng)下，教幾個小學生糊口，覺得氣悶時，就乘了航船進城來。現(xiàn)在是愛喝酒，樹人便常陪他一起喝，醉后談些愚不可及的瘋話。
樹人加入了“南社”，然又不甚贊同其作風，因而不為社友所知。大概從那時起就對所謂的文人鼓吹革命有所警覺，擔心其“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
他開始輯錄古小說佚文集，《搜神記》、《十洲記》、《會稽郡故書雜集》等，整整齊齊地謄寫在自己裝訂的本子上，題名《小說備校》。如此堅持了一年多，去意又起。
這已是第三次，卻是無處可去，打算到書店去做編譯員，也遭到拒絕。
幸好，辛亥革命發(fā)生了，1911年9月紹興光復(fù)，掛著白旗四處皆是。也是1905年到日本留學的光復(fù)會成員王金發(fā)任紹興軍分政府都督，率領(lǐng)光復(fù)軍進入紹興后，請周樹人擔任山會初級師范學堂監(jiān)督，也就是校長。
做了校長的周樹人，最開心的是終于可以昂頭露頂，慢慢走在街上，遇見鄉(xiāng)下老友，彼此寒暄，也終于可以摩著光頭，從心底里哈哈笑出聲來。
他于是請范愛農(nóng)出任教務(wù)長，兼教書。并與弟弟周建人聯(lián)名給紹興縣議會議長寫信，提出應(yīng)該發(fā)展地方小學教育。后來由周作人代擬，周樹人親筆修改，以《維持小學之意見》為題發(fā)表在周樹人列入發(fā)起人之一的《越鐸日報》上，這是周氏三兄弟的合作。
他終于創(chuàng)作了第一篇小說《懷舊》，是用文言寫成的，描摹辛亥革命的世態(tài)人情，發(fā)表于《小說月報》4卷1號，“附志”中有編輯焦木（惲鐵樵）的評語，成為百年來綿延不絕的魯迅研究史的起點。不過，那時作為文學家的魯迅還沒有誕生。
未曾料到的是，軍政府所代表的革命政權(quán)，同樣糟得很，很快便成了新舊官僚朋比為奸的集團，所作所為，多屬滑稽可笑。師范學校的經(jīng)費，隨著王都督的喜怒來恩典與施與，這如何能夠支撐下去？志在輿論監(jiān)督的《越鐸日報》對都督漸有微詞，自然觸了王氏之怒。
周樹人便辭去校長，范愛農(nóng)也離開了。此一別，周樹人北上升遷，鳧水好手范愛農(nóng)卻于紹興鄉(xiāng)間不明就里地溺水而亡，尸體直立在菱蕩里。15年后，在廈門大學寂寞空曠的圖書館洋樓之上，已是著名文學家的魯迅寫下《范愛農(nóng)》。
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經(jīng)好友許壽裳推薦，蔡元培聘周樹人做教育部職員。
2月，周樹人第二次來到南京，此番成了國家行政機關(guān)的事務(wù)官。因為政局不穩(wěn)，教育部比較清閑，他便常去清末號稱“八千卷樓”的江南圖書館珍本抄校舊籍，如《謝氏后漢書補遺》《沈下賢文集》等。
他還去尋訪清駐防旗營舊址，卻見一片焦土，瓦礫堆中，一兩個滿族老年婦女，住在沒有門窗的破屋里，狀況凄慘。
“文明”的共和掩不住殘酷的報復(fù)，滿漢的民族仇恨綿綿還在。外出時，守門的衛(wèi)兵舉槍立正，卻于事后從窗門洞爬進屋去取了樹人的衣服——這種表達抗議的方式已經(jīng)是相當平和的隱忍了。
北京：成為魯迅
1912年5月，南京臨時政府遷往北京，32歲的周樹人與許壽裳同乘海輪北上，抵京后住進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紹興縣館的藤花館。他開始記日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察拉圖斯忒拉三十歲的時候，他離了他的鄉(xiāng)里和他鄉(xiāng)里的湖，并且走到山間。他在那里受用他的精神和他的孤寂，十年沒有倦。
魯迅譯筆下的這種狀態(tài)多么像北京十年沉默時期的他自己。
《傷逝》中可見其剪影：春天的紫藤花，冬日的枯槐，會館里徹夜通明的孤燈，孜孜不倦，伏案譯書的身影。他感到自己像個“等死的人”，因之取筆名“俟堂”。
紹興會館坐西朝東，樹人住在靠北的一間屋里，臥榻設(shè)在窗口墻下，旁邊是一張書桌和藤椅，此外是幾個書架和方桌，上面堆著已裱未裱的石刻拓本，各種印本的金石書史等等。大概他喜歡這樣的陳設(shè)，后來在西三條居住時，自己改建的書屋“老虎尾巴”也是如此。
當時他被任命為社會教育司第二科僉事（后來改為第一科）。僉事是介于參事與主事之間的職位，主管博物館、圖書館、動植物園、美術(shù)館、文藝、音樂、演劇、通俗教育、調(diào)查及搜集古物等等事務(wù)。
他積極投入到各項文化建設(shè)事業(yè)當中去，做了大量開拓性的工作：作為國歌研究會干事，定《卿云歌》為國歌；與同事合擬國徽圖案；籌備全國兒童藝術(shù)展覽會；考察天壇、先農(nóng)壇，開辟其為公園；參與籌建歷史博物館、京師圖書館和通俗圖書館；任通俗教育研究會小說股主任，制定查禁及改良小說的條例，抵制宣揚封建迷信和格調(diào)低下的作品，提倡普及科學知識的讀物；參加整理“大內(nèi)檔案”；為北大設(shè)計校徽等等。
公務(wù)員按部就班及至瑣碎的生活逐步消解掉了樹人身上難以避免的傳統(tǒng)文人舊習氣——自恃甚高、“天生我材必有用”、“修得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同時也退卻了時代所給予的浮躁凌厲，使他能夠以平和的心態(tài)思考現(xiàn)代轉(zhuǎn)型中的國家、社會問題。
至此，他具備了成為偉大作家的條件之一：獨處——真正的獨處意味著心靈的自由。這使他能夠看清楚當下，直面人生。
他廣為搜集整理秦漢至隋唐的石刻、碑銘、造像、磚文、墓志拓本和漢畫像。曾連續(xù)22天摹寫羅振玉編的《秦漢瓦當文字》，字跡工整，如印刷體。還手抄摹寫了《三體石經(jīng)尚書殘字》、《曹全碑》、《唐宋傳奇集》，編錄了《漢畫像目錄》、《六朝墓志目錄》、《六朝造像目》等。
他以石刻拓本94種，與王昶的《金石萃編》，翁方綱的《兩漢金石記》，羅振玉的《金石萃編校字記》等対勘，訂誤補闕，從現(xiàn)存留下來的99頁手稿來看，這是一份卓越非凡的勞作與磨練。
他參照諸本，不厭精詳，編輯校對《石屏集》，先后十次輯校《謝承后漢書》，《嵇康集》更是超過十次，終于成為校勘最善之本。
1914年，他開始看佛經(jīng)，用力很猛，別人趕不上。為給母親祝壽，還自費請金陵刻經(jīng)處刻印《百喻經(jīng)》。
他留意鄉(xiāng)邦文獻，編次《會稽郡故書雜集》成書后，以周作人的名義刊行。
他博覽群書，廣泛涉獵，在異域文苑中暢快呼吸，內(nèi)心深處的原初渴求無形中被接通。他吸收人類文明所積累下來的一切有價值的精華，養(yǎng)成廣博的心智。他一生翻譯著作多達300萬字，數(shù)量超過了創(chuàng)作，而在北京的14年便翻譯了總量的一半。
1916年5月，他移居紹興會館補樹書屋。在這里，帶著東方思維的練達和沉靜，深味西方世界的愛感，死感，受苦感，幻滅感……，慢慢地氤氳出自我的心性品質(zhì)，煉就一雙包容的眼睛，以獨到的文化辨別力、審美判斷力，在世界藝苑中發(fā)現(xiàn)美，發(fā)覺愛，棄絕多偽的世俗價值；于巨大的文化反差和微妙的同質(zhì)異構(gòu)中跨越自身界限，達成開放融合。這一東西方視域的相遇過程是頗耐人尋味的，來自于心靈深處的平等對話，使所謂時代的新舊標尺在藝術(shù)真空狀態(tài)中喪失了意義。
無比投入的他時常面對北京的無邊夜色，發(fā)出華土太缺乏誠與愛的喟嘆。他在沉默中謀求與過去精神結(jié)構(gòu)的決裂，并將之作為反思的起點。他希望自己力所能及地把人類最真誠優(yōu)美的心靈，引入這個東方黑暗世界。他試圖去發(fā)現(xiàn)一種別樣的文化方式，可以對主宰當時中國的因襲思維提出另一種思考。隔膜，溝通，愛，真實，成為他心靈活動的關(guān)鍵詞。
六年沉默，以書為友，披覽古籍，抄錄碑拓，研讀佛經(jīng)，翻譯西書，既沉浸在古雅的氣韻里，又沐浴在西方文化的“靈光”——一種時空分離累積出的雅致、寧靜、自如的氣氛。看似失意的孤獨生活，未嘗不散發(fā)出迷人、放松的散淡，憂郁的自閉，一點點自虐帶來的自我雕刻的滿足感，一種分明可以耐受的痛楚，這一切凝成獨特的趣味，又不失為一種自如的退避。沉浸其中，某些東西在心中凝聚，熔化，誰說沒有一絲其樂融融，以至于當錢玄同來邀請他為這個激揚的時代寫點什么時，他無法一下子從似今非古、亦真亦幻的無窮意味中抽離。
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書寫中，這往往成為新舊交替時代先覺者的必然軌跡——在無邊的黑暗中忍耐和蓄積力量，等待第一聲春雷式的吶喊，而在某些用心感應(yīng)的學者的著述中，他也會留戀沉浸于看似無所作為的盎然古趣。
如此看來，他一刻也沒有超然物外，而是試圖以一種更加豐富自由的方式置身于荒漠般的文化周遭，盡力離執(zhí)去妄，以清醒的此岸感投入歷史洪流，并分擔現(xiàn)實責任。
悶熱的夏夜，他一個人，呆在屋子里抄碑，但是，可惡的蚊子時時將他從古境中拉回現(xiàn)實，于是，他坐不住了，便到外面的大槐樹底下，搖著大蒲扇乘涼，偶爾，抬頭看看那密葉縫里一點一點的青天，忽然，感到脖頸里冰涼的一下，原來是晚出的槐蠶掉落了下來。
此情此景最適合談天不過，那時常來拜訪的，只有錢玄同。從1917年8月份開始，他來此光顧，照例靠在唯一的藤椅上，從有名的廣和居叫了木犀肉、酸辣湯之類蹩腳的菜，用貓飯碗似的盛載了來，吃過了，直談到十一點鐘，回到師大宿舍去。
在東京同聽章太炎的課時，錢玄同很不安分，經(jīng)常是在席地上爬來爬去的，有很多小動作，周樹人便給他起了綽號“爬翁”。樹人雖不這樣，但也有自己的缺點，那就是不修邊幅，總是凝神冷坐，所以，錢玄同也給他起了綽號，叫做“貓頭鷹”。
這一天晚上，“爬翁”如期來到補樹書屋，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面坐下，因為怕狗，心臟還怦怦跳著呢。他不以為然地翻著樹人那些古碑的抄本，發(fā)話了：
“你抄了這些有什么用？”
“沒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沒什么意思。”
這冷漠使錢玄同很有些急了：“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那時，錢玄同正支持陳獨秀編輯《新青年》雜志，當然需要新生力量的來稿支持，然而，周樹人早已過了熱血澎湃的年紀，見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fù)辟，對于“文學革命”實在沒有什么熱情，在日本時代的文藝活動也屢屢受挫，他當然不配合那熱情，慢悠悠地說出了以下傳世名言：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xiàn)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shù)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難，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當然了，那時還無暇考慮到也會有裝睡的人。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子的希望。” 由于激動，錢玄同的心臟大概跳得愈加厲害了罷。
這么一說，或許也像冰涼的槐蠶不經(jīng)意間掉到脖頸里，周樹人竟然感到了清醒的涼意。他啞然了，是啊，“希望是在于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
他于是答應(yīng)出山，為朋友吶喊助威了。可見，所謂的棄醫(yī)從文一開始并不是志在做文學家，而是致力于翻譯。試想，作家魯迅的誕生難道是做了六年的公務(wù)員，抄了兩千多頁古碑之后的一次“偶然”？
作為橫空出世的作家魯迅只是坊間流傳的一個故事。
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上刊載了一篇題目特別的小說——《狂人日記》，署名魯迅。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誰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不知道寫作《狂人日記》是否使魯迅獲得了某種歡欣和安慰；這段廣為人知的佳話提醒人們遺憾的是，魯迅創(chuàng)作仿佛是社會需要在先，而自我創(chuàng)作欲在后的，但是在閱讀這部作品時，“鐵屋子”“吃人”這種令人耳目一新的話語方式，賦予沉睡中人的悲境一種距離化的震撼——“于無聲處聽驚雷”。
他后來的作品在“遵命文學”的大旗下盡力與前驅(qū)者取同一步調(diào)，這意味著，他選擇了明確的啟蒙意圖，部分妥協(xié)在寫作的自由限度中，并使之逐漸成為一種社會注視下的熟悉姿態(tài)，為此他付出許多忍耐——無法時時投射于心靈，將對審美質(zhì)素的追求稍稍讓位些許觀念，被給出以供領(lǐng)悟的構(gòu)思沖動化為寫作策略——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顯出若干亮色。這一切在矛盾中熔鑄成其特有的迂回表達式。
盡管新文學和魯迅很快就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主導(dǎo)性敘述，但這在1918年并沒有即刻發(fā)生。1920年代評論他的文章也還有限得很，如江河之勢是到他生命的最后十年。
周樹人的生存主題，不限于嚴格的文學性活動，還涉及政治、教育、美術(shù)等各個領(lǐng)域，但縱觀其一生，他在最充分的意義上是一位作家，以至于人們已經(jīng)完全忘記了周樹人，而只記住了魯迅。
魯迅一生中最黃金的年齡段都是在北京渡過的，假如只是在昏庸的政府中做無名的科員，何時才能實現(xiàn)他最初認定的啟蒙偉業(yè)的目標呢？正值壯年充沛的精力，橫溢的才華，以及對青年人的熱情，促使他自然而然地在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女子師范大學，世界語專門學校、集成國際語言學校、黎明中學、大中公學、中國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等等院校留下了授課和演講的匆匆身影。
自1920年起，魯迅到紅樓為北大講授中國小說史，一直是講師。據(jù)說在課堂上偶爾生氣時，會用眼睛往下一掠，看著學生們，連沒有直接聽過他講課的蕭紅都能夠通過轉(zhuǎn)述而強烈感受到那種眼光怎樣投射出一個曠代全智者的催逼。
既然重建新文化秩序的熱望在一個四分五裂的政權(quán)中無法得到的支持，去學校兼課所傳授的新思維方式又囿于象牙塔而傳播有限，那么積極利用現(xiàn)代性的印刷文化，去開拓廣闊的批判空間，以發(fā)出有別于政府的“公共”聲音，就顯得勢在必行。
《新青年》雜志使魯迅從生命的“蟄伏期”活躍起來，他先后在《新青年》發(fā)表作品54篇，思想骨骼日益形成，逐漸聚攏和引領(lǐng)了眾多文學青年。
這個新文壇圍繞魯迅參與編輯的期刊，形成了共同的文學理想，那就是真誠地面對自我的靈魂，大膽抨擊傳統(tǒng)和時弊，不遺余力地解構(gòu)和修正現(xiàn)存文化秩序。《語絲》《莽原》均以肯說敢說，任意而談，無所顧忌的文明批評，撕去舊社會的假面為特色。
未名社、創(chuàng)造社、沈鐘社、淺草社……在那時的魯迅眼里，這是些不肯涂脂抹粉的青年，他們的魂靈是卓越的，純真的，可愛的，然而他們苦惱了，呻吟了，憤怒，而且終于粗暴了，他愛這些流血和隱痛的魂靈，他們的存在使他覺得自己是在人間活著。
他為之振奮和忘我，付出了大量心血，拼命地做，忘記吃飯，減少睡眠，吃了藥來編輯，校對，作文。
1923年8月，《吶喊》由北京大學新潮社初印成。大32開毛邊本，道林紙。封面深紅色，正中偏上有一黑色長方框，上印“吶喊”，下印“魯迅”。
精美的外形內(nèi)包裹著一個自足優(yōu)美的魯鎮(zhèn)世界，15個故事，帶著作者直接的經(jīng)驗，也帶著被思索過的輝煌閃爍著，從此，中國文學史上再沒有任何邏輯性能夠使之灰暗、平淡下來。
它的內(nèi)涵濃度，它的創(chuàng)新性詞匯，它所體現(xiàn)出的把一切事物盡收眼底、出諸筆端的幅度和廣度，無不使其具備了經(jīng)典品質(zhì)。
特別是其中透露出的紹興味兒，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符號的表征，阿Q最大程度地表現(xiàn)了中華民族性格的全部情感，此后一直能聽到來自各個階層、各種境況的人們的強烈反響。
關(guān)注如潮。當年12月《吶喊》便再版，來年春，馬上又第三版，而且常常一年出兩個版次。采訪、分析、批評、吹捧，紛至沓來，乃至被引經(jīng)據(jù)典，深入讀者心中，形成特定語匯。
周樹人的沉寂期徹底結(jié)束了，魯迅的輝煌期開始了。
成功的喜悅往往與不幸和磨難相伴相隨，這是鑄就一個偉大作家必須的錘煉。1923年的夏天對魯迅來說，是極不平靜的，這并不是指《吶喊》初版帶來的熱鬧非凡，實際上，在此之前一個月，他便一人在自己冷清的房間里獨自用餐。很快就去磚塔胡同看屋，并用三個下午收拾書籍及其他物品入箱。
是的，兄弟失和，三代同居的大家庭分裂了，他帶著不愛的女人朱安遷居到磚塔胡同61號院。
造物主對其揀選的卓越靈魂，往往會格外關(guān)照，給他苦夢，也會為他埋下甜蜜的伏筆。一位知識女性出現(xiàn)在魯迅的人生低谷期，這就是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的學生許廣平，他們初見于1923年的多事之秋。盡管這時一個正被日本弟媳趕出家門，一個還沉浸在一場注定夭折的初戀中。
太高興和太憤懣時就喝酒，足見魯迅是一個投入的生活者。1923年的除夕，自然是不同尋常，他不顧病體勞累，一人飲酒一瓶，乃至晚上失眠。
磚塔胡同環(huán)境惡劣，半夜會忽然被外面喧嚷的吵架聲驚起，在這里他病了很久，牙病、肺病、發(fā)熱、腹瀉、肋膜炎、神經(jīng)痛，還吐過血。母親開始打算與他同住，他不得不拖著病體繼續(xù)四處奔波看屋，持續(xù)兩個月，不下20處，最后仍然是沒有滿意的。然而，《中國小說史》下卷還是寫完了，在這前后共住9個月的短暫時間內(nèi)。
1924年，魯迅再次籌款八百余元買下阜城門內(nèi)西三條胡同21號一座幽靜的小院，并于這一年的5月25日遷居。這個由他親自設(shè)計改造的小四合院，有被稱作“老虎尾巴”和“綠林書屋”的臥室兼工作室，這是魯迅在北京最后居住過的地方。在這里陸續(xù)寫下《野草》的精彩篇章。
6月11日，是個刮風的大晴天。下午，魯迅來到八道灣宅取書及其他物品，比進西廂，周作人及妻羽太信子突然出來，罵詈毆打，又打電話將羽太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招來，羽太信子控訴魯迅罪狀，語言污穢，凡捏造不圓的地方，周作人便來補正，魯迅只是安靜地取了書后離開。他從此搬出了八道灣這座“三進”的大院落，那是1919年賣掉紹興家鄉(xiāng)老屋，花了三千多元購得的房產(chǎn)。
家里不平靜，兼課的大學同樣不平靜。1924年8月，北洋政府任命畢業(yè)于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系的楊蔭榆為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校長，當時有很多受歐風美雨熏陶的知識分子，不能深刻體察中國國情，盲目學習西方。楊校長便照搬從西方學來的教育理論，一味強調(diào)秩序、學風，大肆推廣專制的家長式教育，反對學生參加政治運動，對愛國行徑橫加阻撓。女師大的學生非常不滿，譏諷其為“國民之母之母之婆”，最終掀起“驅(qū)楊運動”，結(jié)果遭到政府的鎮(zhèn)壓。當時的教育總長兼司法總長章士釗宣布整頓學風，開除許廣平、劉和珍等學生會干部，用各種卑劣手段迫害學生，甚至下令解散女師大。魯迅積極支持學生們的正義斗爭，不惜被章士釗違法免職。
這就是世故冷暖——先前來客不絕，此時立刻就有人來索還原稿，不要魯迅選定，作序了。連被請吃過飯也成了罪狀——是魯迅在運動他；請他喝過好茶也是罪狀——是生活奢侈的證據(jù)。
然而，他贏得了愛情。曾經(jīng)參加過五四運動的許廣平以一個“受教的小學生”的身份在1925年3月11日向可敬愛的魯迅先生發(fā)出了第一封信，在信中，她大膽的談?wù)撜保瑑A吐苦悶，而魯迅當即回復(fù)，敬稱對方“廣平兄”，一場駭俗之戀從此開啟。
造物主成就一個偉大作家的伏筆就此線索明晰——伴侶、戰(zhàn)友相攜相伴。七年后他們將情書精心重抄出版，《兩地書》成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愛情文本的經(jīng)典絕唱。
然而，磨難與動蕩仍需持續(xù)。接下來就是通緝。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士匯集于天安門，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炮轟天津大沽口等的無恥罪行，會后趕赴段祺瑞執(zhí)政府請愿，結(jié)果遭到衛(wèi)隊的開槍屠殺，釀成了“三一八”慘案。女師大學生劉和珍、楊德群被害。魯迅當天奮筆寫下《無花的薔薇之二》，揭露“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這不是一件事的結(jié)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記念劉和珍君》則喊出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fā)，就在沉默中滅亡”的悲切之聲。
周樹人終于上了北洋軍閥政府通緝的黑名單，他不得不多次避難于山本醫(yī)院，德國醫(yī)院，法國醫(yī)院等，至五月始回寓。
隨后三個月，《華蓋集》、《小說舊聞鈔》相繼出版。第二部小說集《彷徨》也由北京北新書局初印成，此后它還將被印十五版。陶元慶設(shè)計的封面，在橘紅的底色上，左邊是靠坐在高背椅上的三個人，右上角一輪太陽散發(fā)光芒，目錄頁前摘引屈原《離騷》詩句作為題辭：“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文學家魯迅的成功恰是公務(wù)員周樹人的失職，兩套話語體系之間激烈的矛盾，使學者魯迅的離京成為一種必然。而在某些人眼中，他卻是頭戴“思想界的權(quán)威”這“紙糊的假冠”，臂挽熱戀的女學生，失意又得意地去往南方大學謀飯碗了。
廈門：淡紅和灰色
帶著“挑剔風潮”者的名聲，1926年8月底，魯迅和許廣平一同乘車到上海，然后各自乘船去往廈門和廣州。
在滬寧車上，他第一次遇見滿口英語的學生，聽到“無線電”“海底電”之類的話，看見弱不勝衣的少爺，綢衫尖頭鞋，口磕南瓜子，手里一張消閑錄之類的小報，而且永遠看不完。
9月4日午后一時到廈門，一路無風，船很平穩(wěn)，登陸后，異鄉(xiāng)人的感覺再次濃烈，看到黃瘦的本地人翻動上下嘴唇，只知道是在說話而已。
街道污穢，空地上就是墳。
時任廈門大學文科主任兼國學院秘書的林語堂前來迎接。
廈大背山面海，風景佳絕，白天溫暖，夜涼如水。坐舢板一二十分鐘就可到對面的鼓浪嶼。四面幾無人家，離鬧市約有十里，寧靜得很。然而，風很大，似乎能將玻璃吹破。走路不小心，好像也可以被吹倒。夜里滿耳都是海浪和海風的低語。
安頓好之后，魯迅立即將“廈門大學全景”的明信片寄給在廣州的許廣平。
隨之而來的是不方便，廈門沒有北京那么多人力車，出門近的步行，遠者坐船。便是在校園里，從寄宿舍到郵政代辦處約有八十步，到便所，要再加八十步。晚上為避免這旅行式的小便，只好草地上了事。日常用品不易買到。因不便而帶來的行事作風是散漫，惰氣，閉關(guān)自守，還有斤斤于銀錢。
未敢海水浴，到海濱揀過幾回貝殼，也沒有什么特別的。卻在某個颶風過后的早晨，遠遠看見海面上飄來了桌子、枕頭，乃至死尸！
除了臺灣，廈門乃是滿人入關(guān)后中國最后亡的地方，這讓魯迅委實覺得可悲可喜。他憑吊了鄭成功所筑城墻，及鼓浪嶼的故壘。
近處買不到一種北京或上海的新近出版物。這樣的寂靜，安穩(wěn)住兩年，能將先前所集成的《漢畫象考》和《古小說鉤沉》印出的話倒也好。
對許廣平的思念，如路兩邊闊大的綠植，生機勃勃。去上課的途中，一邊數(shù)著石階，一邊想著心上人正在做些什么，深夜，再將去上課途中需要走過多少石階數(shù)目如實寫在給她的信中。常常是睡一覺醒來，凌晨二、三點鐘給她寫信，講述這里的一切，并仔細手繪居住和工作環(huán)境圖。
開始暫住在生物學院大樓的三層樓上，國學院的陳列所，是眺望極佳的觀景房。后來搬到舊教員寄宿舍，單身教師住的是“博學樓”，成家攜夫人住的是“兼愛樓”。有家眷而單身的魯迅住在哪里好呢？45周歲生日那天，他又搬到集美樓二層西側(cè)一個大房間里。
窗外可見遠山，見不到海，只有輪船的“煙通”。深秋和暖，門前有秋葵似的黃花。細碎的雞冠花紅紅黃黃地永是一盆一盆站著。野石榴開在山中。
晚上九點以后，一切星散，海天微茫，寂靜濃到如酒，可以聽得自己的心音，魯迅便靠了石欄遠眺，窗外是骨立的亂山，上有許多白點，是叢冢；一粒深黃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燈。四遠還仿佛有無量悲哀，苦惱，零落，死滅……他似乎產(chǎn)生了寫作沖動，又感到無從寫起，正是“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不到一年后，他在廣州白云樓將這種“中間還帶些愉快”似的“淡淡的哀愁”寫入《野草•題辭》。
20多年前的留日歲月竟浮現(xiàn)在眼前，不禁想起了藤野先生，這個帶著對中國文明的感恩之情來關(guān)心自己，希望新的醫(yī)學傳到中國去的日本鄉(xiāng)間醫(yī)生。此刻，他忽然特別清晰地看到了對方身上最吸引自己的東西是什么——人類永遠“不隔膜，相關(guān)心”的精神理想之光。
在經(jīng)受了同胞之間的排擠冷漠流言卑劣乃至陷害后，此刻仙臺時期的孤獨感反而淡化了，使他深感親近的竟然是20年前，后來對自己記憶并不很清楚，甚至連曾送給過他相片都不記得了的一個普通鄉(xiāng)間的日本醫(yī)生，從他那里，魯迅感受到了排除任何外在因素的心靈的貼近。
沉浸在熱戀甜蜜中的45歲，卻又是老年的開始，這表現(xiàn)在他有了回憶的需要，真正的自我從遠處、從早先時代隱約浮現(xiàn)。于是有了《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等五篇散文。后來集成的《朝花夕拾》成為他最后具有文學性的作品。
在廈大這所馬來華僑創(chuàng)辦的私立大學里，魯迅平生第一次體驗全職大學教師的生活，他每周有六小時的功課，兩點鐘的中國小說史，兩點鐘專書研究，兩點鐘中國文學史。當然要編講義，這就是后來的《中國文學史略》。1938年編入全集時定為《漢文學史綱要》。
他被任命為國文系教授和國學研究院研究教授，然而畢竟是“外江佬”，自然遭受排斥，雖然眾多的海歸博士也是“外江佬”。在魯迅眼中，《現(xiàn)代評論》的色彩逐漸彌漫至這片“死海”，他被指為“名士派”。尊孔的校長卻是一位英國籍的中國人，叫做林文慶，畢業(yè)于愛丁堡大學，要求學生用文言做文章。他手下的教職員在社交上都做出一副英國派頭，令魯迅看不慣。研究院的院長是沈兼士。與魯迅、林語堂都是列入北洋政府黑名單的。
世事到哪里都差不多，與地的繁華、荒僻，人的多少無關(guān)。和當?shù)仫埐艘粯樱車际钦Z言無味的人物。理科瞧不上文科，閩南與閩北人相處不友好。以北京為污濁而奔廈門可謂妄想，擠軋的學界由大都市移植小島，不過是“硬將一排洋房，擺在荒島的海邊上”罷了。
好在魯迅并不想在這里掙帝王萬世之業(yè)，便沉默寡言，采用閉關(guān)主義，躲在房里看書。然而，誰都可以直沖而入，并無可談，而東拉西扯，坐著不走，陪無聊之客的應(yīng)酬，真是和生命有仇。這讓魯迅仿佛全感空虛，莫名其妙的悲哀。
現(xiàn)在可以看到的照片中，寸發(fā)直立的魯迅，喜歡著中式長袍馬褂，站在西裝革履的教授們的邊緣。
然而，學生們喜歡他，并且一個個認出了這個白話文的英雄，新文壇的闖將。學生周會便邀去演說，仍講“少讀中國書”。
青年文學團體“泱泱社”“鼓浪社”慕名而來，魯迅便指導(dǎo)他們出版了《波艇》月刊、《鼓浪》周刊。
記者們更是跟風而至，誘導(dǎo)性地采訪，希望他提倡白話，和舊社會鬧一通。希望他編周刊，鼓吹本地新文藝。為此而現(xiàn)身在廈門報紙上的魯迅，“沒有一點架子，也沒有一點派頭，也沒有一點客氣，衣服也隨便，鋪蓋也隨便，說話也不裝腔作勢……”
然而，做文章還是教書？這問題令魯迅徘徊不決。作文要熱情，教書要冷靜。兼做兩樣的，倘不認真，便兩面都油滑淺薄，倘都認真，則一時使熱血沸騰，一時使心平氣和，精神便不勝困憊，結(jié)果也還是兩面不討好。
魯迅決計不再敷衍，離開這無甚可為的廈門，從此改變農(nóng)奴生活。
然而，接著便有一個接一個的赴會，說話和喝酒。被各色人物用各色名號相加，先后應(yīng)邀到廈大周會、集美學校、平民學校、中山中學講演。校長一面將辭職信和聘書退給魯迅，一面還是給他一而再的餞行。連稱病辭去職務(wù)也一度不能，這令魯迅第一次明白了要飯碗不容易，不要飯碗也是不容易的。
各種傳言紛紛而起，有說是廈大環(huán)境不良，學校腐敗的，有說是“胡適派”“魯迅派”內(nèi)部鬧開了，學校留不住，更有說是因為魯迅的“月亮”在廣東，廈大生活太苦，所以要去的……
真是“到時靜悄悄，后來大熱鬧。”
最終，魯迅還是帶上四件行李——一個衣箱，一個新買的書箱，一卷鋪蓋，還有一只網(wǎng)籃，里面裝著煤油爐、鋁制的鍋和茶壺臉盆等——告別只待了四個月的廈門，再次突出重圍，尋找自己的道路。
廣州：深紅而索漠
1927年1月，魯迅應(yīng)邀出任中山大學校教務(wù)主任兼文學系主任。月薪二百八。他住在中山大學最中央最高的大鐘樓。正門上書“明恥立信”四個大字。
廣州奇異的花果，特別的語言，可以淆亂游子的耳目，和別處也沒有什么不同。孤孑特立中，李小峰不斷寄來的《語絲》還可以破破岑寂。
國父孫中山像掛在中山大學禮堂的中堂，兩邊書有：把中國民族從根部救起來，把世界文化迎頭趕上去。魯迅歡迎會和孫中山逝世紀念會均在此舉行。教務(wù)長魯迅在首次演講中，寄希望于中山大學貫徹孫總理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緒，堅固革命的魄力。不能在革命的后方享福，應(yīng)該雖然坐著工作而永遠記得前線。
3月，他移居白云路寓所。夕陽西曬中，勉強穿了一件單衣，“滿身痱子，有如荔枝”，看著書桌上浸在水中青蔥可愛的水橫枝，編定《野草》和《朝花夕拾》，真是“雖生之日，猶死之年”。居然有了一篇復(fù)仇色彩的作品《鑄劍》。
不久，許廣平被聘為他的私人助理，為他的公開演講做翻譯。二人移居白云路白云樓26號2樓。
深感自己竟到“革命的策源地”來做洋八股是在頻頻被邀請演講之后，訪問的，研究的，談文學的，偵探思想的，要做序，題簽的，仍是絡(luò)繹不絕。他在香港青年會禮堂講《無聲的中國》《老調(diào)子已經(jīng)唱完》，黃埔軍校講《革命時代的文學》；知用中學講《讀書雜談》；廣州市立師范夏期學術(shù)演講會上講《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guān)系》，均是不忙不迫，對于時局和政治，一個字也不提起，還聲明自己不是什么“戰(zhàn)士”“革命家”——這是一種戰(zhàn)斗方式，譬如雄雞的呆斗，振冠擊羽，保持著一段相當距離的對視，永不示弱。
然而，廣州“曾經(jīng)革命，將要革命，或向往革命的青年”，并沒有像魯迅所期待的那樣在平靜的空氣中，度著探求學術(shù)的生活，而是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這徹底摧毀了魯迅“青年必勝于老年”的觀念。“四•一五”清黨更是將知識分子和民眾帶進恐怖時代。魯迅多方奔走，營救被捕學生未果，終于“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隨即辭去中山大學一切職務(wù)。
“到時大熱鬧，后來靜悄悄。”魯迅再一次被夢境放逐，在這無愛憎，無欣戚，無褒貶，不過剩下些索漠的廣州。
上海十年
1927年10月8日，魯迅攜手許廣平遷往多商的租界大上海，寓居景云里23號。他慶幸自己逃離了廣州文藝界的沉悶現(xiàn)狀。
隨之慢慢醒悟到，延續(xù)至此的“棄醫(yī)從文”生涯，卻是逐漸陷入以言說為主要方式的生存，然而，戰(zhàn)爭以及人性的險惡始終在自己持續(xù)的言說中更加嚴峻地包圍著他，他又因此而更加頑強地寫下去，說下去。這種無奈的循環(huán)比醫(yī)治好病人肉體，讓他們繼續(xù)麻木地走向死亡，又能顯現(xiàn)出多少特別的意義呢？
一到上海，適逢《野草》印成。滬上學界，聞先生至，紛紛請往講演，于是有了江灣勞動大學的《關(guān)于智識階級》，復(fù)旦大學的《革命文學》，真如暨南大學的《文藝與政治的歧途》，東亞同文書院的《流氓與文學》，江灣實驗中學的《老而不死論》，江灣立達學園的《偉人的化石》，還有光華大學，大夏大學，中華大學……。
然而，十里洋場文壇之烏煙瘴氣，最是棘手，比北京有過之而無不及，文人之間的攻擊法更加復(fù)雜而花樣疊出，簡直成了流氓世界，又四處避難，且飛丸入室，突陷火線，命在旦夕之間。
忽然就成了革命文人眼中有閑的知識階級，被文豪們的筆尖圍剿。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正人君子們的新月社中人，不斷將新的名號射向自己——“有閑即是有錢”“封建余孽”“沒落者”，乃至主張殺青年的“棒喝主義”。在創(chuàng)造社社員們的敘述中，魯迅已經(jīng)不再擁有革命者、啟蒙者的資格，而成為被新一代取而代之的老人，正如五四時期“魯迅們”將林琴南請下神壇一樣。這使文壇換血后，即刻開始猶疑自己還能釋放多少能量的魯迅學會了用階級分析的方法進行判斷，催逼著閱讀了大量新浪潮者所依憑的無產(chǎn)階級文藝理論，乃至親手翻譯，這使學界對后期魯迅的研究，不得不帶上了濃厚的馬列色彩。
1929年9月27日晨，五十歲的魯迅做了父親，獨子海嬰——海邊的嬰兒——沒有什么特別的內(nèi)涵寄予。1930年5月12日，全家人自景云里遷入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A3樓4號，魯迅稱之為“閘北”。因為參加左翼作家連盟、自由大同盟、民權(quán)保障同盟會，以至于浙江省黨部呈請通輯“反動文人魯迅”，嚴壓下的魯迅常因熟識者被逮，而不得不一再離寓避難。1933年4月又轉(zhuǎn)住大陸新村九號，他將這里稱之為“且介亭”，在此奮斗到最后一息。
在寓所內(nèi)，被文學青年嫌棄為“絆腳石”的他仍然熱心不減地展讀由不同角落里投來的青年們的信，他常常戴起眼鏡來看，看到夜深，一如既往地幫助他們校訂文稿譯稿，并不顧“只要將他除去，自己的文章便可以光焰萬丈”的冒失的青年的雄心。伴侶許廣平不就是追隨自己的文學青年嗎？在上海，他扶植了柔石、蕭軍、蕭紅、葉紫等左翼青年作家。蕭紅搬到北四川路后，每夜飯后必到大陸新村來，刮風下雨，幾乎沒有間斷。
1931年12月，蔡元培為他介紹的每月三百元大洋的大學院特約撰述員的官飯美差，在干了四年后被裁，魯迅一直思忖的研究而教書呢？還是仍作游民而創(chuàng)作的問題終于顯現(xiàn)出答案，自由撰稿人生涯不容選擇地開始了。然而也無時不被攻擊，每年也總有幾回謠言。“已經(jīng)刑訊”，“紅軍領(lǐng)袖”，“至今還活著，就足見不是一個什么好人。”云云。
峻急的時代，切迫的革命形勢，使魯迅無法為未來的文化設(shè)想潛心于鴻篇巨制，而是不斷扔出投槍和匕首，那是“感應(yīng)的神經(jīng)，攻守的手足”——《南腔北調(diào)集》、《準風月談》、《不三不四集》相繼出籠，然而它們遭到國民黨政府的查禁，《阿金》被檢察官打上了“抽去”印章，禁止發(fā)表。
生存的壓力越來越大，寫作也變得無奈。書坊店像估衣鋪一樣，什么衣服行時就掛什么，做文章成了吃飯所必需，乃至和攻擊者賭氣，可又無法罷手，即便遇到危險。為此，他常常心粗氣浮，離滬的念頭不斷冒出。
最讓他痛心的還不是讓人言語道斷的文壇卑劣，而是他曾經(jīng)的同道中人，不是在血泊中談閑適，就是在階級社會里超階級，無視中國現(xiàn)實的危機。在他眼中，這是對讀者的極度不負責任，是漠視于中國有益的事業(yè)，是只顧一己之追求，圖個人之消遣。
“中國的大眾的靈魂”反映在他的雜文里。在他具備祛魅能力的文化批評視野內(nèi)，中國的統(tǒng)治階級在“狂賭救國，縱欲成仙，袖手殺敵，造謠買田”；教徒吃教就像老英雄吃革命飯；小百姓們則生活在“無特操”的精神世界里，他們于國難之中，不救國土救月亮，不救災(zāi)民救鬼魂，即便是吃白相飯、揩油，也底氣十足得很；上海的少女過分早熟；上海的兒童“頑劣，鈍滯”；上海灘的文人一如狐鼠鬼蜮，充當著文虻、文官、文探、富家兒的鷹犬、叭兒和無賴、覆面英雄們的二丑角色。他們捐班、互捧，或是以幫閑的嘴臉插科打諢、玩笑扯淡，或是擺出心的腐爛來，卻將之當作內(nèi)面的寶貝，或是忙于投機欺騙，一味粗制濫造，增些先前所沒有的缺點。他們用秕谷養(yǎng)青年，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聾而啞，枯涸渺小，成為“末人”。
中國式文人構(gòu)筑的文字世界充滿了腐朽落后的因子，卻成為廣大“無特操”民眾的精神信仰與想象源泉。這不能不使魯迅悲哀地感到啟蒙的最初目標，已離誕生于斯的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們越來越遠。
寫作雜文而外，他忙于整理、翻譯、紹介、編輯……特別是每天忙于翻譯，幾乎無生人之樂。上海十年，他譯完《小約翰》、《近代美術(shù)潮論》、《思想•山水•人物》、日本論文隨筆集《壁下譯叢》、盧那卡爾斯基的《藝術(shù)論》和《文藝與批評》、雅各武萊夫的長篇小說《十月》、《藥用植物》、法捷耶夫的《毀滅》，編譯了《現(xiàn)代文藝叢書》，新俄小說家二十人集《豎琴》和《一天的工作》、蘇聯(lián)班臺萊夫童話《表》、果戈里《死魂靈》、高爾基《俄羅斯的童話》、契訶夫《壞孩子和別的奇聞》等。
他編輯了《語絲》、《奔流》、《萌芽》；出資印刷文藝書籍及木刻《藝苑朝花》；主持“左聯(lián)”機關(guān)雜志《前哨》、合編《十字街頭》旬刊、《文學》月刊、《海燕》半月刊、《譯文》創(chuàng)刊號；編選《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并作導(dǎo)言，抱病校訂印行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
他是通過這些文化途徑，竭力運輸些切實的精神食糧，放在青年們的周圍，一面將那些聾啞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門里面去。他不惜一切扶植新興的充滿創(chuàng)造性而又暫時處于弱勢的文化力量，焦灼地呼喚甘為泥土的作者和譯者的奮斗。
他日漸枯竭的內(nèi)心，因遭遇版畫家珂勒惠支而變得重新豐盈，有了痛感。活著，掙扎——珂勒惠支傳遞給他有力量的愛，特別的深度和美，使他在1931年的某一天被這最有質(zhì)量的藝術(shù)感受能力擊倒。很快便將來自德國的深廣的慈母之愛引進中國，這就是刊登在《北斗》雜志創(chuàng)刊號上的木刻《犧牲》，畫面是一個母親，悲哀的閉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
珂勒惠支的木刻為一切被侮辱和損害者悲哀，抗議，憤怒，斗爭，令觀者看了就生勇往直前之心，她緩慢的覺知和咀嚼人間的大痛，與死神接觸，擁抱，對話，作品透出的強韌的力量好像天上的云，也應(yīng)聲裂成片片。從珂勒惠支的藝術(shù)中汲取了力量的魯迅忽然對死感到從未有過的深切。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抱病整理，自費出版了中國第一本《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臨終前卻沒有看到。
和光陰偕逝
我獨自遠行，不但沒有你，并且再沒有別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沒，那世界全屬于我自己。
——《影的告別》
1936年3月，魯迅病重了。
他日夜躺著，無力談話，無力看書。連報紙也拿不動，只剩下一個想。他感受到不可思議的當下的力量，那么靠近，又那么遙遠。
只有一張?zhí)K聯(lián)木刻放在床邊上不斷看著的。小得和紙煙包里抽出來的那畫片差不多。一個穿大長裙子飛著頭發(fā)的女人在大風里邊跑，在她旁邊的地面上還有小小的紅玫瑰花的花朵。
他常常是將頭向后仰，兩只手空閑地垂著。眉頭沒有聚皺，面容平靜，舒展。
先前還每不免想到體力恢復(fù)后應(yīng)該動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譯或印行什么書籍。想定之后，就結(jié)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是先前所沒有的，不知何時感到了年齡的催逼。
漸漸地進入“無欲望狀態(tài)”，終于引出關(guān)于死的預(yù)想來。
他要看來看去的看一下，哪怕是墻壁，蒼蠅，外面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shù)的人們，都和自己有關(guān)。他存在著。
他需要這樣的聯(lián)結(jié)，聯(lián)結(jié)到世界的完整性，聯(lián)結(jié)到更緊密的大眾，聯(lián)結(jié)到更大的力量，聯(lián)結(jié)到宇宙深處的靈感源泉。
他需要覺察生命的美麗、深刻和廣博。
然而，他辜負著宋慶齡女士“為著中國和中國革命的前途”立即到醫(yī)院治病的懇切希望，也辜負著史沫特萊女士勸他出國療養(yǎng)的熱切期待。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開始翻譯《死魂靈》；在最后一個生日的前20天，寫下《死》——公開的遺囑；前五天，寫下《女吊》——首次將文學才情揮灑給復(fù)仇女鬼的凄美。
他在樓上一天一天地睡下去，睡了許多日子就有些寂寞了，醒來第一句問就是“有什么人來過嗎？”
17日他略好些，開始續(xù)寫《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又出訪鹿地亙及內(nèi)山完造，陪周建人談天到深夜十一時。午夜時分，許廣平催促他休息，他靠在躺椅上，說：“我再抽一枝煙，你先睡吧。”
18日凌晨一點上床后，二時便被噩夢驚醒，三時半，坐起來，氣喘不止，咳嗽困難，一直屈曲身子，雙手抱腿而坐，苦不堪言，心臟跳得咚咚響，連在一旁擔憂的廣平也聽得清清楚楚。
六點鐘，他坐在寫字桌前，要了紙筆，戴起眼鏡預(yù)備給內(nèi)山完造寫便條。但是寫不成字，勉強寫起來，每個字改正又改正。寫至中途，許廣平勸他不要寫了，可以口述，魯迅很不高興，放下筆，嘆一口氣，又拿起筆來續(xù)寫，許久才湊成了下面的條子，也是最后的遺墨——
老板幾下：
沒想到半夜又氣喘起來。因此，十點鐘的約會去不成了，很抱歉。拜托你給須藤先生掛個電話，請他速來看一下。草草頓首
L拜十月十八日
很快，內(nèi)山完造就來到魯迅寓所，魯迅正坐在臺子旁的椅子上，右手拿著香煙，臉色非常壞，呼吸很困難。
內(nèi)山與廣平靜靜地按摩著魯迅的背部，直到須藤醫(yī)生踏進房門。期間，在勸阻下終于把吸剩的最后一顆煙卷丟了。
“從今天四點鐘起，哮喘又發(fā)作起來了，請快替我注射。”魯迅斷斷續(xù)續(xù)地說。
須藤已經(jīng)把注射的手續(xù)準備好了，馬上就在魯迅的右腕上打了一針。
“怎么攪起的，總是沒有效果。”魯迅有些不耐煩。
八點多鐘，日報送到，魯迅問道：“報上有什么事體？”
許廣平答：“沒有什么，只有《譯文》的廣告。你翻譯的《死魂靈》登出來了，在頭一篇上。《作家》和《中流》的廣告還沒有。”
魯迅說：“報紙給我，眼鏡拿來。”
許廣平把有廣告的一張報遞給他，他一面喘息著一面細看，看了好久才放下。
這是他最后一次關(guān)心別人的文字。
魯迅的哮喘越來越厲害，已經(jīng)變成心臟性哮喘，不得不請福民醫(yī)院的松井博士診察。然而，因為是禮拜天的緣故，松井不在家。后來魯迅就睡在床上，問道：
“我的病究竟怎么樣了！”
這是他最后一句話。
歷史學家記住了這個時刻，1936年10月19日上午5:25分，讓它成為一種永久的回憶。
而在這一剎那，他終于不需要思索了。他已深味死亡的大痛與歡欣。
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