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94年11月，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組織革命團體興中會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這19年的整個辛亥革命歷程，貫穿了魯迅從青少年到而立之年的蔥蘢歲月，是他個人成長史上青春熱血的不朽記憶。“魯迅的辛亥”所要思考的，一是魯迅在現(xiàn)實的辛亥革命中做了什么？辛亥革命對他有什么重要意義？一是在魯迅眼中，辛亥年到底發(fā)生了一場什么樣的革命？最重要的，魯迅至死都是一個戰(zhàn)斗在思想文化戰(zhàn)線上，追求民主，反對專制的辛亥“老兵”。
魯迅的辛亥經歷
魯迅1902年東渡日本，第二年便留下了斷發(fā)明志的照片。“我以我血薦軒轅”的革命豪氣絲毫不亞于鑒湖女俠秋瑾的“英雄也有雌！”
他參加了浙江同鄉(xiāng)會，在《浙江潮》上發(fā)表了《斯巴達之魂》等慷慨激昂的文字。特別是棄醫(yī)從文后，他翻譯了很多外國文學，選擇的多是東歐弱小受壓迫民族的作品，旨在激發(fā)同胞反抗強權爭取解放的意志。
迄今并無資料證明魯迅確曾正式加入任何一個與辛亥革命有關的組織，包括停留在許壽裳記憶中確定加入了的光復會。對于這個1903年醞釀于日本，1904年10月正式成立于上海，由包括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徐錫麟等浙江人領導的革命組織，魯迅自己也只說是接近，更不用說加入同盟會了，盡管他與會員們經常有往來。
不是沒有人動員魯迅，他甚至曾經被命令去執(zhí)行一項暗殺計劃。魯迅的第一反應是，自己可以去，也可能會死，然而死后丟下母親，怎么處置。革命者見他尚未行動，便先擔心死后的事，就不用他去了。
曾經還有一次，魯迅目睹一位革命領導泰然自若地和朋友聊天，彼時正有下級遵照命令在目標處丟炸彈。震耳的響聲傳來，魯迅腦海中首先出現(xiàn)的是殺與被殺者身首異處的慘死圖景，他為此坐臥不安。但見那位革命領導卻安之若素，仿佛什么都沒有發(fā)生似的。后來魯迅承認，遠地方在革命，不相識的人們在革命，自己是的確有點高興聽的，然而，就在身邊革起命來，或者熟識的人去革命，自己就沒有那么高興聽了。
不但如此，作為官派留學生，魯迅還被自費留學的秋瑾宣判過“死刑”。事情是這樣的，1905年12月8日，陳天華因抗議日本頒布“取締清國留學生規(guī)則”而蹈海自殺，翌日，留學生們共推秋瑾為召集人，在留學生會館之錦輝館召開陳天華追悼會，秋瑾主張集體回國，以示抗議；而魯迅、許壽裳等人，卻極力反對。會上，秋瑾拔出隨身攜帶的日本刀大喝一聲：“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
對魯迅來說，壯懷激烈的革命情懷是最初閱讀時引發(fā)的一種起興，拜倫助希臘獨立的肖像，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的愛國詩歌，章太炎所向披靡的獄中詩都令其心神俱旺。至少在1905年，魯迅還沒有體味到“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xiàn)實上的運命”。而那個時候，清末很大一部分青年被革命浪潮所裹挾，魯迅便是這特別感應于反抗的青年中的一員，然而，他不同于渴望光復的“種族革命”者——將大號改為“撲滿”“打清”，恨的只是辮子，馬褂和袍子，希望峨冠博帶，“重見漢官威儀”；也不同于復仇主義者——專意搜集明末遺民記錄滿人殘暴的禁書，鉆在東京或其他的圖書館里，抄寫出來，印了，輸入中國，促人猛醒，希望使忘卻的舊恨復活；更不同于極易被捧殺的英雄主義者——歃血為盟，江湖義氣，孜孜追求于永生不休的傳奇。
魯迅很少為激進的民族情感所鼓蕩。實際上，他一直不滿于革命黨人狂熱的革命浪漫，“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的暗殺幻夢，賴以成事的隊伍又往往意氣，俠義，草莽，散漫，諸此種種因素復雜地混攪在一起，形成一種不乏野蠻的所謂“氣”，因之魯迅終究沒有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沒有加入光復會也是那個革命圈子里的一分子，即便加入了也有自己的獨立思考，保持內心的自由。這從一開始沒有執(zhí)行暗殺計劃，到之后作品中的時時反諷，一個批判性知識分子的質疑式思維是一直可以使人強烈感受得到的。
棄醫(yī)從文的魯迅曾經非常有自知之明地說：“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許問的。我卻要問，要估量這事的價值，所以我不能夠做革命者。”后來在國民革命時代，他在給許廣平的信中又談到這一點：“凡做領導的人，一須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二須不惜用犧牲，而我最不愿意使別人做犧牲（這其實還是革命以前的種種事情的刺激結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這樣的性情決定了魯迅將會走在一條孤獨漫長的文化啟蒙之路上，他注重紹介翻譯，特別是被壓迫民族的作品，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他用文字記錄時代，傳播被虐待者的苦痛，撕碎偽飾文明的假面，輸入優(yōu)秀的異域精神食糧，以飼養(yǎng)內心荒蕪的民眾，而不是直接流血、大叫宣戰(zhàn)殺賊的暴力革命。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不是“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而且對這種“云集”的“應者”，也是時刻要分析分析的。所謂“振臂一呼，萬眾響應”，正如古人的宣揚禮教，使兆民全化為正人君子，于是自然而然地變了“中華文物之邦”——魯迅眼中的“烏托邦”。
辛亥革命發(fā)生時，魯迅已回國兩年，并在浙江紹興府中學堂教書，后任兼學。1911年11月4日，國民軍占領杭州的消息傳到紹興，紹興府宣告光復。紹興市民召開了一個慶祝杭州光復的大會，公推魯迅為大會主席。魯迅發(fā)表演講，提出當務之急是集合學生組成一支“武裝演說隊”，到街頭宣傳革命的意義，鼓動民眾熱情。魯迅后來每談及此事，“總帶著不少的興趣描述當時的情景，就好像剛剛出發(fā)回來的那么新鮮，感動”。
11月8日晚上，魯迅和學校師生及市民到紹興西門外迎接光復會會員王金發(fā)率領的革命軍，一直到第二天黃昏，終于在紹興偏門外接到。三天后，王金發(fā)改組政府，自任都督，并委任魯迅擔任浙江山會師范學堂監(jiān)督，聘請范愛農擔任學堂監(jiān)學。王金發(fā)上任后，采取措施安定民心，他釋放獄囚，公祭先烈，平糶倉賑，減除苛稅，嚴禁鴉片，興辦實業(yè)，發(fā)展教育，籌餉擴軍，準備北伐。然而，很快就深陷舊勢力的捧場和包圍之中，忘其所以，漸漸變成老官僚一樣，開始任用同鄉(xiāng)親信，大發(fā)橫財。軍政分府首腦是原來的紹興知府程贊清，而治安科長是曾參與殺害秋瑾的浙江巡撫衙門刑名師爺章介眉，本來他已經以“平毀秋墓”的罪名被軍政府逮捕，后來卻以“毀家紓難”的名義捐獻一筆財產，被王金發(fā)釋放了。
原紹興府學堂的幾位學生于1912年1月3日創(chuàng)刊《越鐸日報》，對軍政分府施行輿論監(jiān)督，請魯迅等為發(fā)起人。魯迅以“黃棘”的化名寫了發(fā)刊詞，指出徹底推翻專制的任重道遠，呼吁“紓自由之言議，盡個人之天權，促共和之進行，尺政治之得失，發(fā)社會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還刊登了很多批評時弊的文章。
這就是魯迅對于辛亥革命的實際參與——演講、宣傳、游行、監(jiān)督、辦報，寫批評文章。1912年2月應蔡元培之邀，魯迅至南京任民國政府教育部部員，從此做了14年的國家公務員，成為國民文化教育事業(yè)的創(chuàng)建者。
1912年，國民政府將武昌首義日10月10日定為國慶日，此后，魯迅的日記中1912、1913、1915、1926年的雙十節(jié)均明確記錄參與觀國慶紀念活動。特別是1926年在廈門過雙十節(jié)，看到廈大先行升旗禮，三呼萬歲，有很多演說、運動、放鞭炮，商民都自動的掛旗結彩慶賀，不像北京那樣，聽警察吩咐之后，才掛出一張污穢的五色旗來。這令魯迅“歡喜非常”，興奮地給許廣平寫信訴說這景象。
需要一提的細節(jié)是，1913年的雙十節(jié)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tǒng)，魯迅自己給自己寄了一封信，為的是得到特別紀念的郵局印。1916年的雙十節(jié)，他并去大荔會館訪章介眉，未遇。
雖然魯迅沒有做過什么實際的革命工作，只是“高興得很”，自己也志不在武裝暴動，但他是贊成革命，并景仰真正的革命家的。徐錫麟、秋瑾就義后，他參加了浙江同鄉(xiāng)會舉辦的追悼會。特別是他后來高度評價孫中山為“創(chuàng)造民國的戰(zhàn)士”“第一人”，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于全部都是革命。”“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后，也沒有滿足過，沒有安逸過，仍然繼續(xù)著進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臨終之際，他說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這先前未曾有的中華民國存在，就是他的豐碑，就是他的紀念。”
為了民眾心智的健康養(yǎng)成，魯迅沒有選擇匆匆赴死，灑一腔熱血，而是艱難地活下去。當“城頭變幻大王旗”，“震駭一時的犧牲”尤顯得“無謂”。他默默隱隨在革命先驅者的影子里，記錄下沸騰鮮血瞬間冷凝后無盡的蒼涼。他獨看到，炒食革命黨人心肝的不僅是當權者，更有默不作聲的民眾。他獨感受到，悲壯淋漓的詩文與英雄式的名號一樣，不過是紙片上的東西，于真正的革命沒有什么大關系。他獨質問，就算是存在復仇，誰來做公平的裁判者？難道是自己嗎？他獨領悟到，“寬恕是美德”，像是沒有報復勇氣的怯漢發(fā)明的格言，更像是卑怯的壞人創(chuàng)造出來騙以寬恕的美名。
在魯迅心中，比暴力流血更緊要更艱難更偉大更堅實的工作是“改革自己的壞根性”；襲擊根深蒂固的所謂舊文明，令其動搖；攻打中國國民歷久養(yǎng)成的目光短淺，“卑怯”“貪婪”的最大病根——盡管這樣的改革真叫作“無從措手”，非常之難——然則，不改革“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如何改革？那便是引起群眾公憤之余，設法注入深沉的勇氣，鼓舞他們感情的時候，竭力啟發(fā)明白的理性，勇氣；而且還偏重于勇氣和理性，從此繼續(xù)地訓練許多年。
事實證明，魯迅是始終不渝地奮戰(zhàn)在這條文化戰(zhàn)線上的——怎樣點燃民眾心中的熱情之火，理性之燈，如何照亮他們內心晦暗的角落——魯迅辛亥蔥蘢歲月中樹立的高遠理想，直到生命最后一息都在為之殫精竭慮。他不是如暗殺式的革命者那樣，心中預設了云集的應者，高估鮮血的震撼力量。而是深入民眾的大層中，以勇猛和毅力正視黑暗面，研究解剖文化習慣，于存于廢，慎選施行，決不浮游于表面，為習慣的巖石所壓碎，或停留于書齋中，高談闊論，大叫未來的光明，欺騙怠慢自己和聽眾。
這樣的深沉的韌性的戰(zhàn)斗，實際上與辛亥革命志士以“拋頭顱，灑熱血”的方式實現(xiàn)民主，改變專制和奴役現(xiàn)狀的最終目的是一致的。他沒有選擇血的方式，而是選擇了言說和輸入精神食糧，這種對辛亥革命目標的獨異呼應，貫穿一代。革命先覺者的鮮血當然也沒有白流，至少換來了眾聲喧嘩的輿論時代，才使得魯迅這樣的思想者成為時代的驕子。
魯迅的辛亥書寫
對辛亥革命的親歷和反思，成為魯迅作為一個思想家寶貴的精神資源，而文學書寫貫穿始終，從處女作文言小說《懷舊》到未完絕筆之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辛亥成為魯迅筆墨一生的重要時空坐標。小說中有描寫，散文中有回憶，雜文中有批評，日記中有記錄，演講中有評說，他并建議寫一部民國建國史。
魯迅小說中的辛亥書寫多采用素淡的筆調，人物線條簡單傳神，白描下的庸眾形態(tài)各異，卻有著一樣麻木滯重的眼神。故事情節(jié)均圍繞著辛亥革命如何在民間傳播而展開。輿論場所包括蕪市私塾、華老栓的茶館、公務員的寓所、臨河土場的家庭餐桌、咸亨酒店等等。革命黨人、提倡改革的知識分子、乃至流氓無產者往往是被當作談助的話柄，消遣的材料，最終結局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被庸眾所吞噬。
第一篇文言小說《懷舊》中，革命以“長毛且至”這一消息在小鎮(zhèn)“蕪市”迅速傳播，結果卻是一場虛驚。以革命為造反，發(fā)誓與之不共戴天的塾師“禿先生”和鄉(xiāng)紳金耀宗，被這一消息嚇得惶恐失態(tài)，千方百計以求自保，但不久即相告平安，仆傭也仍坐階前樹下以“長毛”事談古如常。
《吶喊》14篇作品中，有三分之一是辛亥素描，主角均是生存在魯鎮(zhèn)的庸眾。《藥》中夏瑜的原型即秋瑾，這一場孤寂的革命獨角戲，被民眾們興奮的傳說欣賞著，革命者就義的鮮血成了民眾愚昧的藥引，治療與被治療的過程均被另一看不見的文化邏輯所主導，最后的結局卻是墳——他們都被莫名地吃掉了。
《阿Q正傳》透過辛亥革命在未莊的傳播，呈現(xiàn)了農民對革命飽滿的想象——革命黨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為難；革命黨的武裝是白盔白甲，穿的是崇正皇帝的素，他們拿著板刀，鋼鞭，炸彈，洋炮，三尖兩刃刀，鉤鐮槍……，來叫“同去，同去！”革命成功就是自我的膨脹——“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歡喜誰就是誰”。然而，革命在未莊的實際發(fā)生卻是趙秀才與錢洋鬼子砸了靜修庵里“皇帝萬歲萬萬歲”的龍牌，將老尼姑當作滿政府，在光腦袋上給了不少棍子和栗鑿，并不許在最底層茍活的阿Q革命，最后將他送上刑場——被狼眼睛一樣可怕的庸眾目光吞噬了。
《頭發(fā)的故事》以諷刺筆法表達了對辛亥革命的另類紀念，作者借N先生之口說出：“多少故人的臉，都浮在我眼前。幾個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顆彈丸要了他的性命；幾個少年一擊不中，在監(jiān)牢里身受一個多月的苦刑；幾個少年懷著遠志，忽然蹤影全無，連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然而，“他們忘卻了紀念，紀念也忘卻了他們。”“他們都在社會的冷笑惡罵迫害傾陷里過了一生；現(xiàn)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在忘卻里漸漸平塌下去了。”
《風波》傳播的是“皇帝要坐龍庭了”這條消息，通過張勛復辟在魯鎮(zhèn)的小村莊引起的村民心理恐慌，彰顯了辛亥這場停留在辮子上的革命，于民眾的內心絲毫不觸及。
《彷徨》集沒有直接狀寫辛亥革命的篇章，卻突出了辛亥時代力圖改革的知識分子——實際就是魯迅自己。如呂緯甫、魏連殳都是百姓傳說中“吃洋教”的“新黨”，或是曾外出游學又回到故鄉(xiāng)的教師，革命前無不敏捷精悍、議論奇警，滿腔熱情，在口口相傳的輿論場中卻是向來就不講什么道理，永遠是冰冷的，但他們是有趣的話柄，民眾們從欣欣然打聽新聞，到遭了魔似的發(fā)議論，再到小報也匿名攻擊，學界也有流言，最后到無趣，因為生命同時寂滅了——呂緯甫發(fā)現(xiàn)自己像蠅子一樣飛了一個小圈子，又回來停在原地點，從此敷敷衍衍，教些“子曰詩云”來糊口；魏連殳則是在凄冷的夜里孤獨地死去。
是什么吞噬掉了這些鮮活的生命？這看不見的文化邏輯是什么？正是魯迅所說的無知無勇無理性，單有怨憤的危險的“氣”，一遇國民卑怯的壞根性，便消散于無形。
《范愛農》中，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被挖心炒食后，留日學生中群情激昂，準備拍發(fā)電報到北京，痛斥滿政府的無人道，而范愛農獨冷靜超然，以為于事無補，沒有意義。對此，“我”的胸中立刻涌上一股“氣”——“天下可惡的人，當初以為是滿人，這時才知道還在其次；第一倒是范愛農。中國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須將范愛農除去。”這種個人意氣聯(lián)結著阿Q的“革這伙媽媽的命”“第一個該死的是小D和趙太爺……”，聯(lián)結著禿先生的私塾、華老栓的茶館、公務員的寓所、臨河土場的家庭餐桌、咸亨酒店等輿論場所的文化氣場，聯(lián)結著整個民眾的心理結構，直到1927年，當魯迅在中山大學演講，被稱為“戰(zhàn)斗者”、“革命者”時，聽到“禮堂上劈劈拍拍一陣拍手”——很多人幻覺中的“登高一呼，應者云集”，卻無法心安理得，乃至忘乎所以，而是自然而然聯(lián)想到同鄉(xiāng)秋瑾姑娘“就是被這種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被身不由己地捧到戰(zhàn)士的高度。于是，轉而涉筆調侃到，莫非自己也非“陣亡”不可么？。
如果說，魯迅小說中因重在凸顯國民文化心理，而頗多夸張和譏刺，那么對辛亥革命這一具體歷史事件明確的表述和評價則集中反映在他的雜文里，可以整理出系統(tǒng)的經驗教訓。他認為廣州起義雖然失敗，但當年十月就是武昌起義，第二年，中華民國便出現(xiàn)了，失敗的戰(zhàn)士就成為革命成功的前驅。“中國經了許多戰(zhàn)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yǎng)，卻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多沒有的幸福的花果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而“首舉義旗于鄂”的武昌起義之能發(fā)生，則是宣傳的功勞，“諸出響應，濤起風從，華夏故物，光復太半，東南大府，亦赫然歸其主人。”中國“確實光明得多”，“將來很有希望。”辛亥革命結束了清朝二百年的君主統(tǒng)治，開始向“人道”邁出一步，其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那時的所謂文明，卻確是洋文明，并不是國粹；所謂共和，也是美國法國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因而應時時緬懷革命“先哲的精神”和先烈們的獻身精神，不斷弘揚，使之“活在戰(zhàn)斗者的心中”，此后他的文字中再也難見這樣發(fā)自肺腑的稱頌之言。
魯迅筆下更多的是對辛亥革命教訓的總結，他認為這場革命之所以能夠爆發(fā)，是因為“排滿”“光復”的宣傳口號，既迎合了激進青年的“復仇和反抗之心”，又迎合了保守人民的“復古”心理，因而易得響應。然而，后來并未恢復“漢官威儀”，亦無“歷史上定例的開國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條辮子，許多人也就因此失望或轉為反動了。以后較新的改革，著著失敗，“改革一兩，反動十斤”，最終被奴才主持了家政，內骨子當然是依舊。辛亥革命成了“沙上建塔，頃刻倒壞”。孫中山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和袁世凱妥協(xié)，于是種下病根，上演了一幕幕輪回的丑劇。革命黨一派紳士們所深惡痛絕的新氣——主張不管什么，都從新來一回，仿佛惟獨自己有公平，正當，穩(wěn)健，圓滿，平和，毫無流弊的改革法。而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紳士和商人看見似乎革命黨的人，便親密的說道：“我們本來都是‘草字頭’（按：指革命黨），一路的呵。”于是，又“服了‘文明’的藥”，“咸與維新”，不修舊怨，乃為舊黨所乘。“二次革命的時候，就突出來幫著袁世凱咬死了許多革命人”。革命后暫時稱為“女俠”的秋瑾，便死于告密，旋即無人提起。王金發(fā)捉住了殺害她的謀主，調集了告密的案卷，要為她報仇。然而終于將那謀主釋放了，據說是因為已經成了民國，大家不應該再修舊怨。但等到二次革命失敗后，王金發(fā)卻被袁世凱的走狗槍決了，與有力的是他所釋放的殺過秋瑾的謀主。秋瑾的故鄉(xiāng)也還是那樣的故鄉(xiāng)，年復一年，絲毫沒有長進。
這樣的革命現(xiàn)狀，順民們如何能有新面貌？墮民不但安于做奴才，還要做更廣泛的奴才，出錢去買做奴才的權利；學術界仍守著清初的“奴才家法”。魯迅怎能不感到，革命以前，自己是做奴隸；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許多民國國民反而成為民國的敵人，很像住在德法等國里的猶太人，意中別有一個國度。特別是二次革命失敗之后，一切均漸漸壞下去。其實，“也不是新添的壞，乃是涂飾的新漆剝落已盡，于是舊相又顯了出來。”讓人“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而在魯迅看來，革命者應該充足實力，各種言動宣傳，只稍作輔佐即可，大肆渲染，只有煽動氣盛，少乏理性，與民族壞根性結合，更易發(fā)生極大的流弊。遍覽當時各種主義者的精神資源，其實都是舊貨，因而自己寧肯無所屬，保持獨立，渺茫地寄希望于革命者能夠自己覺悟，自動改良。
魯迅臨終前的絕筆是《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是為紀念辛亥革命25周年而寫的未完稿，緬懷了章太炎先生等辛亥革命的思想啟蒙先導者和其他革命先驅者。文末提到黃興時寫道，“黃克強在東京作師范學生時，就始終沒有斷發(fā)，也未嘗大叫革命，所略顯其楚人的反抗的蠻性者，惟因日本學監(jiān)，誡學生不可赤膊，他卻偏光著上身，手挾洋磁臉盆，從浴室經過大院子，搖搖擺擺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這一段描寫，就是魯迅三十年創(chuàng)作生涯中的最后幾行文字。
魯迅在革命撲面而來時的深邃冷靜，不是沒有被視為怯懦，他的紙上蒼生，筆墨冷嘲，不是沒有招來鄙夷和批評——“只要看魯迅至今還活著，就足見不是一個什么好人。”——魯迅偏不給那些最適宜生存的人提供“大賣消息，大造謠言”的材料——以白白獻出生命的方式。
魯迅的辛亥情結甚至使他成為創(chuàng)造社青年眼中的落伍者——“常追懷過去的昔日，追悼沒落的封建情緒，結局他反映的只是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辛亥記憶成了“骸骨的迷戀”。辛亥的確是魯迅一生無法取代的重要時空坐標，當革命發(fā)生時，已是而立之年的他，有著自己獨特的判斷和立場，對后來一代是一個傳說，對于魯迅，卻是用筆墨干預過時政的親歷者和見證人。而追求思想革命的辛亥使魯迅找到了歸屬，真正理解了革命的內涵，才于之后奉獻出了一系列關于革命的真知灼見。
正是因為幻想過，高興過，才能深味革命其實是痛苦的，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xiàn)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當然有破壞，然而更需要建設，破壞是痛快的，但建設卻是麻煩的事。所以對于革命抱著浪漫諦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革命不只是為了獲得民族的自由發(fā)展掃清政治上的障礙，不是讓人去死，而是為了讓人活。革命者須有奮發(fā)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緒，堅固革命的魄力的力量。革命有血，有污穢，但只要有新生的嬰孩，“潰滅”便是“新生”的一部分。
魯迅辛亥書寫的反諷之鏡，是映照包括自己在內的廣大民眾的，是從革命志士血猶未冷的手中接過來繼續(xù)長鳴的警世鐘，而不是無關痛癢地指摘過氣的英雄，字里行間即便幽默一下，都是悲憫的。他選擇了適合自己的戰(zhàn)線和作戰(zhàn)方式與策略。對于斗爭武器——匕首投槍式的短文，他也有深刻的反省——辣手評文，也嘗煽動青年冒險，好用反語，迎頭一擊，稍一不慎，簡練流于晦澀，常招誤解于大出意料之外。
他同樣景仰革命黨人的勇敢赴死，不然，如何會呼吁去做一部中華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當看到人們已然踏著烈士的鮮血熱鬧地歡慶節(jié)日時，當看到國民政府征集革命文物，竟把鄒容的革命史列入了“落伍者的丑史”時；當聽到“你造中山墓，與我何相干？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當”的南京民謠時，他分明是憂心如焚的，他擔心烈士的鮮血成為“不能久留在記憶里的悲壯劇”，“都被人們踏滅了”，“什么都要從新做過”。“叫人叫不著，自己頂石墳”竟包括了許多革命者的傳記和一部中國革命的歷史。
魯迅之愛護中華民國，焦唇敝舌，恐其衰微。他并不是在高臺上指揮“思想革命”，也不是叫別人去犧牲，自己冷眼旁觀；他不幻想文學對于革命的偉力，也不要爬進象牙之塔和知識階級里去做高妙的幻想，而是志在做思想文化戰(zhàn)線上清醒的革命人，以戰(zhàn)斗的文章，奉獻辯論的生涯，以鍥而不舍的精神治麻木狀態(tài)的國度，時刻警惕和反抗自我的苦悶，努力減少賞玩、攀折，摘食革命果實的愚民。
革命者拋灑熱血灌溉自由樹，思想者嘔心瀝血發(fā)出現(xiàn)代的自己的聲音，為了喚起民眾，消滅專制，踏上民主自由之路，獲得社會的長足進步，他們均以天下為己任，給出全部的生命，共同構成了辛亥革命的寶貴遺產。
魯迅的辛亥遠遠沒有成為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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