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有兩個層面，一個是作為歷史事件的五四愛國運動，一個是思想文化領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而“魯迅的五四”毫無疑問是指作為個體的魯迅歷經(jīng)這樣的歷史時刻，以怎樣別樣的方式介入，又如何構建了無法取代的獨特的新文化傳統(tǒng)。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美、英、法、日等國于1919年1月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當時的中國北洋政府向“和會”提出帝國主義放棄在華特權、取消“二十一條”，收回被日本侵奪的山東權益等要求，結果遭到拒絕，北洋政府代表準備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
5月1日，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首席代表陸征祥向國內發(fā)回電報，告知巴黎和會決定將德國原在山東的權益讓給日本，梁啟超遂致電國民外交協(xié)會，建議發(fā)動不簽字運動，以抵制賣國條款。徐世昌總統(tǒng)府外交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拒絕簽約，由委員長汪大燮、事務長林長民將致代表團拒簽電稿親送徐世昌，徐交給國務院拍發(fā)，但國務總理錢能訓卻于5月2日密電命令代表團簽約。國務院電報處一個林長民的同鄉(xiāng)偷偷將消息泄露給林長民。林馬上到會報告，汪大燮非常焦急，葉景莘說：“‘北大學生亦在反對借款與簽約，何不將消息通知蔡孑民先生’。他即命駕馬車到東堂子胡同蔡元培的住處。當晚九點左右，蔡元培召集北大學生代表段錫朋、羅家倫、傅斯年、許德珩、康白情“五大領袖”到他的住處，告知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團即將簽字的消息。
5月2日，蔡元培又召集北大學生班長和代表一百余人開會。他講述了巴黎和會上帝國主義互相勾結，犧牲中國主權的情況，指出這是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號召大家奮起救國。
5月3日，北京政府國務院正式電令陸征祥等專使簽字于和約，結果又為赴法勤工儉學事業(yè)而奔走的李石曾所偵悉，遂由巴黎密電蔡元培。蔡閱電后，一邊以北京歐美同學會總干事的身份，和副總干事王寵惠、葉景莘三人聯(lián)名致電陸征祥，勸其切勿簽字；一邊通知北大學生代表，并緊急召集北大教職員開會，商討救濟辦法。與會者憤于北洋軍閥政府在對日交涉上的賣國行徑，以及對北大的敵視，主張對學生運動不加攔阻。
當晚，北京大學學生舉行大會，高師、法政專門、高等工業(yè)等學校也有代表參加。劉慶平同學當場咬破手指寫血書，表示決心，大家非常激動。劉仁靜同學則拿出一把菜刀來欲當場自殺，以激勵國人。北大法科學生謝紹敏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書“還我青島”。會上決議：一、定于次日即五月四日協(xié)同其他兄弟學校齊集天安門舉行愛國大示威；二、通電巴黎專使不準簽字；三、通電各省于五月七日舉行愛國示威游行；四、聯(lián)合全國各界一致奮起力爭。蔡元培召學生會干事狄福鼎等，囑其轉告同學，途中須嚴守秩序。
北大學生費了一夜功夫把打電報省下來存在學生銀行的三百元錢拿出來買了竹布，做了三千多面旗子。各代表當夜分途至各學校接洽，約定第二天一點鐘在天安門會齊。當夜十一點鐘的時候，各代表在北大開了一個預備會議，當場舉出了三個總代表：羅家倫、江紹原、張廷濟。翌日晨，又預備了一個英文備忘錄，準備送給各國使館。
5月4日上午9時許，北大和高師、工專等13所大專學校的代表在法政專門學校繼續(xù)開會，商議當日天安門大會的議程和會后游行示威路線，同時通知各校準備旗幟、標語。10點鐘，羅家倫從城外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回到北京大學新潮社，站在一張長桌旁當即起草了《北京學界全體宣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下午一時半左右，北京十幾所高校的學生三千余人全部匯集天安門，舉行示威大會。軍警欲用武力驅散學生。學生代表紛紛發(fā)表演說，散發(fā)羅家倫起草的宣言傳單，高呼“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旋即開始游行，總指揮傅斯年抗著大旗走在游行隊伍的最前面。
起初，學生們并無意沖擊政府機構，而是來到東交民巷使館區(qū)請求美國使館幫助。因為是禮拜日，美國公使芮恩施去西山踏青了，但工作人員接受了所遞送的學生陳詞書的英文備忘錄。而英法意使館卻拒絕接受。學生出而要求經(jīng)過東交民巷，結果遭到警察拒絕。氣盛性直、不經(jīng)閱歷的學生們深感在自己的國土上行動都不自由，群情愈加激奮，臨時動議前往趙家樓曹汝霖住宅找賣國賊以泄憤。當時，傅斯年并不同意這個決定，然而，極力勸阻已經(jīng)不起作用。守衛(wèi)曹宅的軍警第一次遭遇這樣情況，面對學生隊伍，沒有接到命令，不知如何是好。學生們便破窗而入，開始打砸家中什物。在客廳中發(fā)現(xiàn)了章宗祥后，立刻拳腳相加。紛亂之間，曹宅火起，一直燒到晚上八點。后巡警緝拿學生32人。
北大學生齊集第三院法科大禮堂開緊急大會，蔡元培邀同法律專家王寵惠與會，研討營救被捕同學的法律手續(xù)。天亮后，全北京專門以上學校，一律罷課，并通電全國，天津、上海、廣州等地學界紛起響應聲援。
5月6日，蔡元培等五人聯(lián)名，在《北京大學日刊》上注銷《校長布告》，不僅不接受教育部關于開除為首滋事的命令，而且表示“為要求釋出被拘留諸同學，鄙人愿負完全責任”。全國各界來電雪片一樣紛至沓來，強烈要求釋放被捕學生。北京政府為避免釀成激變，提出復課條件，蔡元培等當即承諾后，學生釋放，第二天，北京各大學先后復課。5月8日，蔡元培即向北京政府總統(tǒng)徐世昌、教育總長傅增湘遞送辭呈，9日離京。
5月18日羅家倫在“北京學生總罷課宣言”中首次提出“五四運動”這一名詞，5月26日以“毅”為筆名發(fā)表在《每周評論》第23期上，題為《五四運動的精神》，文中指出“五四”運動是“再造中國的元素”，其精神為“學生犧牲的精神”、“社會制裁的精神”、“民眾自決的精神”。五四運動已經(jīng)不是一個單純的外交問題，在民主和科學兩個口號下，造成了一個時代意識。
6月，由于學生影響不斷擴大，《五七日刊》和學生組織宣傳，學生抗議不斷遭到鎮(zhèn)壓。3日，北京數(shù)以千計的學生涌向街道，開展大規(guī)模的宣傳活動，被軍警逮捕170多人。學校附近駐扎著大批軍警，戒備森嚴。4日，逮捕學生800余人，激起全國更大的憤慨。上海、武漢、南京、天津、杭州、九江等地工人舉行首次政治罷工，各重要城市商人先后罷市。6月11日，陳獨秀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qū)散發(fā)《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因此被捕。各地學生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通電，抗議政府的這一暴行。面對強大社會輿論壓力，曹、陸、章相繼被免職，總統(tǒng)徐世昌提出辭職。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繼復工，學生停止罷課。6月28日，中國代表沒有在和約上簽字。
五四運動是在我國由舊民主革命向新民主革命轉變時期發(fā)生的，它是標志著我國新民主革命開端的偉大政治運動，同時也是徹底反對封建文化的文化革命運動，成為“新文化運動”與《新青年》倡導的文學革命、思想革命之間一個繞不開的轉捩點。五四運動之后半年，“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個名詞正式出現(xiàn)，到1920年初才流行開來。實際上，1915年《青年雜志》和《科學》雜志的創(chuàng)刊即為新文化運動的上限，1923年科學與玄學的論爭平息為下限。這是一場在思想文化領域展開的對民族文化進行批判和創(chuàng)新的運動，以《新青年》雜志為主要陣地，以“民主”、“科學”為旗幟，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并發(fā)展為對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傳播。提倡白話文是五四文學革命的一個重要方面。1917年，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首先在《新青年》倡導以白話代替文言，使之成為文學正宗，在與復古派的激烈論爭中逐步得到推廣，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定白話為“國語”，通令全國采用。從“五四”到“新文化”是一個不斷運動的過程，并共享了一種橫向擴張的運動機制。五四愛國運動實際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催生下爆發(fā)的，五四愛國運動同時又擴大和深化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
1919年5月4日這一天，魯迅在干什么呢？
校長蔡元培未曾離開過紅樓，心系學生們的安危，不食不眠；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指揮“學聯(lián)”“教職聯(lián)”有組織的工作；陳獨秀則為《每周評論》奮筆撰稿，把群眾對賣國賊的痛恨情緒引向北洋軍閥政府；而作為北大國文系兼職講師的魯迅卻是奔喪去了，因為不是正式教職，又是星期日，他并沒有在現(xiàn)場。查看當天日記，和所有日記一樣，只有寥寥幾字，“曇。星期休息。徐吉軒為父設奠，上午赴吊并賻三元。下午孫福源君來。劉半農來，交與書籍二冊，是丸善寄來者。”
不僅如此，從5月4日直到6月，魯迅的日記中沒有任何關于五四運動的言詞，生活與心情都是平淡無奇。
五四運動一周年時，在給自己的學生寫的一封信里，我們才看到他對學生愛國運動的明確評價——“于中國實無何種影響，僅是一時之現(xiàn)象而已。”守舊派將其視為一切亂象的根源，將學生稱為禍萌，是冤枉的；而革新者將學生譽為志士，贊揚甚至，又太過份了，致使“運動的大營”北京大學負了盛名，但同時也遭了艱險。
魯迅當然是同情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的，六年后，也就是“三一八”慘案發(fā)生的前一年，在雜文《忽然想到七》中，提到五四學運的場景，他寫道：“軍警們很客氣地只用槍托，亂打那手無寸鐵的教員和學生，威武到很像一隊鐵騎在苗田上馳騁；學生們則驚叫奔避，正如遇見虎狼的羊群。”
他將“五四運動的策動”看做是“北京學界”的“光榮”，以為是對“新文化運動的發(fā)揚”，是“埽蕩廢物，以造成一個使新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的開端。
魯迅沒有選擇武裝革命，做流血的革命志士，也放棄了拯救肉體痛苦的醫(yī)學，更不會去領導學運，參與激進的政治斗爭，那么，傳播和建設新文化便應該是他義不容辭，義無反顧的主戰(zhàn)線。
“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的方向就代表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方向”，魯迅是“思想界的盟主”，“思想界的權威者”，這些言猶在耳的歷史評價在最初的語境下誕生時，都是合情合理的，卻遠非“真的猛士”更接近魯迅本身。
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介入的方式仍是一貫的被動低調，他并沒有也不需要如歷史評價那樣“權威”地去表現(xiàn)自己。
他遠離時代的喧囂和躁動，卻也遵奉五四文學革命前驅者的命令而寫作，并自覺和前驅者取統(tǒng)一步調，默默地以別具一格的白話著作顯示新文化運動的實績。
那么，在魯迅眼中，這一次“頗有些成功”的“革新運動”是如何發(fā)生的？是一種什么樣的陣容與態(tài)勢呢？
陳獨秀在《新青年》上一聲號炮，別樹一幟，提倡文學革命，胡適之錢玄同劉半農等，在后搖旗吶喊。這時中國青年外感外侮的壓迫，內受政治的刺激，失望與煩悶，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種新思潮，遂受青年熱烈的擁護，使文學革命建了偉大的成功。從此之后，中國文壇新舊的界限，判若鴻溝。
新文化倡導者又做出了哪些驚人之舉，不凡業(yè)績？
中國長期以來用“難懂的古文”講著“陳舊的古意思”，新文化的前驅者提倡“文學革命”，志在嘗試讓啞然沉默的中國人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從此改變“無聲的中國”，這是一項非常艱難的工作，艱難到類似于宗教上的奇跡。
于是首先要來一個“文字上的革新”——提倡白話文，實際就是倡導民眾不必再去費盡心機，學說古代的死人的話，而去說現(xiàn)代的活人的話；不要將文章看作古董，而是學做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這樣才能使文字成為“大家所公有”。
然而，如此簡單的道理，明確的意圖，被以“革命”的口號提出后，卻使很多人一聽到便如遭逢洪水猛獸般害怕，各方面劇烈的攻擊反對之聲紛紛而起，新舊勢力很是惡斗了一場，但后來還是漸漸風行起來了。貌似提倡白話者勢如破竹，尤其打了幾處漂亮仗，如錢玄同劉半農化名王敬軒，在《新青年》上上演的雙簧戲，實際情況卻是，有比這更激烈的主張出現(xiàn)了，那就是廢止?jié)h字，用羅馬字母來替代。這本來也只是關于文字革新的個人設想之一，在知識界來看，應該是很平常的爭鳴探討，然而，在那些不喜歡聽改革之聲的保守派看來，可是天大的事，比用白話取代文言更不能容忍，比較之下，提倡白話反倒顯得平和了，于是便放過文學革命，全力以赴來圍剿這一觀點，攻擊白話文的敵人反而隨之減少了，竟仿佛沒有阻礙似的流行起來。
待到倡導白話文見了成效，勢不可遏，形形色色的人物又開始上演各種把戲——冷笑家收起嘲諷，開始拍手贊成；投機者“一轉而引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運動”；兩面派則主張白話不妨作通俗之用，并二次轉舵，又反過來嘲罵“新文化”；調和派卻說白話要做得好，仍須看古書，希圖多留幾天僵尸。
這樣看來，只是“文學革新”，是很不夠的，腐敗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話做。所以又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結果，是發(fā)生社會革新運動，這運動一發(fā)生，自然一面就發(fā)生反動，于是便釀成戰(zhàn)斗……
與白話文的普及同時進行的是新文學家們通過現(xiàn)代傳媒營造的新文壇，北大學子傅斯年羅家倫等創(chuàng)辦了《新潮》雜志，出現(xiàn)了一批“為人生”的作家群，他們以文學為“有所為”，把作品視為“改革社會的器械”。而“為藝術而藝術派”也以藝術的自主性向‘文以載道’說進攻；新文學比照西洋文學，將中國傳統(tǒng)視為酒余茶后消閑品的小說提高到主流地位，于是新的智識者取代勇將策士，俠盜贓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及至后來的妓女嫖客，無賴奴才之流，成為故事主角，略帶些殘余的英雄和才子氣，算是較為清新地登場了。從此，小說家侵入新文壇，白話小說在不斷的戰(zhàn)斗中生存。“含著掙扎和戰(zhàn)斗”的散文小品，卻是取得了空前成功，勝于其他所有文學樣式，而當此時“戲曲尚未萌芽，詩歌卻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幾個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嚴風中顫抖。”
至于自己在新文化運動中所做的工作，魯迅卻直陳只是一小部分，特別是當《新青年》四面受敵之時。即使留下了些許文字，也都是應時淺薄的，應該置之不顧，一任消滅。而在后世史學家看來，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取得實績的作家，魯迅卻是通過創(chuàng)作做出了獨特的詮釋。《狂人日記》成為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篇成功的白話小說，中國文學由此真正跨入現(xiàn)代。他借狂人之口憂憤深廣地說出中國歷史全是“吃人”的真相，完全顛覆了傳統(tǒng)價值。此后八年，他連續(xù)作成25篇，幾乎一篇一個樣式，捧出一批病態(tài)社會的不幸的人們，在內容形式方面為中國現(xiàn)代小說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直令陳獨秀主編“五體投地的佩服”。創(chuàng)作《狂人日記》的同時，他在《新青年》“隨感錄”專欄配合“反抗傳統(tǒng)，破壞偶像”的編輯方針，發(fā)表一系列熱忱健朗，深沉激越，現(xiàn)實關懷的文明批評，使雜文成一獨立文體，如匕首投槍，不斷刺向無物之陣。
在魯迅看來，作為革新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其成功是表面化的，社會固然太守舊，而主張革新的雖蓬蓬勃勃，卻是急于事功，竟沒有譯出什么有價值的書籍來，又行不顧言，一盤散沙，無法粘連，隊伍紛亂蕪雜，反反復復，“嘲罵改革，后來又贊成改革，后來又嘲罵改革者”，穿著“擬態(tài)的制服”，最終破碎，顯出自身的本相來，造成無可收拾的局面，這樣的四周吹著的空氣只能說是寒冽的熱風。
后來摧折新文化的又很不少。本國人的批評不冷不熱，或者胡亂地說一通，外國人最初是肯定其意義的，攻擊者則以為革新不顧及國民性和歷史，所以無價值。在魯迅看來，這些觀點提出者自身都不是改革者，怎能站得住腳。
1920年，魯迅便預料到，“中國一切舊物，無論如何，定必崩潰；倘能采用新說，助其變遷，則改革較有秩序，其禍必不如天然崩潰之烈。”然而，中國人無感染性，他國思潮，甚難移殖；將來之亂，亦仍是中國式之亂，非他國式之亂也。而中國式之亂，能否較善于他式，則非淺見之所能測矣。要而言之，舊狀無以維持，殆無可疑；而其轉變也，既不是官吏所希望的現(xiàn)狀，也不是新學家所鼓吹的新式，只有一塌胡涂。
此是危言聳聽嗎？自《新潮》群中的健將，遠赴歐美留學，支持著《新青年》的人們，風流云散，新文化戰(zhàn)士或“高升”，或“退隱”，好好的一場惡斗，幾乎令人有“招安”之感。“北京雖然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顯著寂寞荒涼的古戰(zhàn)場的情景。又下不到十年，五四已令人殊有隔世之感。
且看五四之后出現(xiàn)的諸多流弊——一些投機家借它來牟取名利，出版界上出現(xiàn)了“文丐”和“文氓”，“明版小說”的價錢飛漲；文化界發(fā)生了迎合西式思維的新習氣——倘有外國的名人或闊人新到，就喜歡打聽他對于中國的印象。羅素到中國講學，急進的青年們開會歡宴，打聽印象。“恰如求簽問卜”，暴露出自己缺少自信和心存“狐疑”。外國人希望中國永是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的賞鑒，中國便率領了少年，赤子，共成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的賞鑒；北京大學整飭校風，學生公議以袍子馬褂作為制服，這種“恢復古制”的做法，“實在有些稀奇”；有的作家大肆濫用輸入的洋貨——省略號，以故弄玄虛來代替艱苦的創(chuàng)作；扶乩等封建迷信仍然猖獗；婦女地位有所提高，但還未擺脫“被養(yǎng)”的地位；為人生的文學衰歇了；不問俗事的“為藝術而藝術派”不但喪失了反抗性，而且壓制新文學的發(fā)生，對社會不敢批評，淪為“幫閑文學”；“五四時代‘文學革命’的戰(zhàn)士”劉半農用“玩笑”的方式來“嘲笑歐化式的白話”，從學生試卷中“拿出古字來嘲笑后進的青年”；而“新式青年的軀殼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謬種’或‘選學妖孽’的嘍羅”；學運勝利后的學子們也并不就如自己所呼吁得那般“新道德”，當之成了大群，襲擊他們的敵人時，遇見孩子也要推他摔幾個觔斗，在學校里唾罵敵人的兒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這和古代暴君的滅族的意見實在并沒有什么區(qū)分。
那么，魯迅理想中的新文化運動應該是一場怎樣的革新呢？實際上，他并不是如評論者所認為的那樣只擅長破壞舊文化，很多建設性的意見散在于雜文、書信中，甚至是五四落潮后的許多文章片段，當然，其中的很多看法并不是當時的弄潮兒們所喜歡聽的。
他首先明確，新文化運動的誕生決非突然從天而降，而是成長于對于舊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對立中，因而對于舊文化是有所承傳和擇取的。嘗試是可敬的，改革是必須推行到底的，愛國的基礎是學問，“一無根柢學問，愛國之類，俱是空談”，要想強國，只有熬苦求學。
提倡者自身思想要徹底，要言行一致，不畏艱難，愈艱難，就愈要做。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要有責任感，對于新生事物的缺點要有“有情的諷刺”，而不是“無情的冷嘲”。要清醒的意識到，那些在外國早已是很普遍的道理，一入中國而為新思潮，即被視為洪水猛獸般嚇人，在過激的亢奮排斥下，是會發(fā)生流弊的，不要看成是新思潮本身的問題。
文化建設者要明確目下的當務之急——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fā)展。生存不是茍活，溫飽不是奢侈，發(fā)展不是放縱。改革是必須要進行到底的，否則難以生存，何談發(fā)展。
在策略上，手法不妨激烈一點。因為“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愿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茍有阻礙生存溫飽發(fā)展的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zhèn)魍枭ⅲ刂聘嗟ぃ继さ顾?rdquo;
在行動上，是抱著古文而死掉，還是舍掉古文而生存，這是必須首先要做出的選擇。青年們不要再說大家不明白，不聽見的古代的話，這已經(jīng)弄得像一盤散沙，痛癢不相關了。即使古書里真有好東西，也可以用白話來譯出，用不著那么心驚膽戰(zhàn)。外國翻譯中國書，也并不就代表那書一定是好的，外國人難道就不會別有用意嗎？至于“思想革新緊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不如用淺顯的文言來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對”，這種觀點貌似有理，然而，連長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你能指望他肯剪去辮子嗎？
青年們還是放棄猶疑態(tài)度，勇敢地進行，忘掉一切利害，推開古人，大膽地說現(xiàn)代的，自己的話；在世界上發(fā)出自己的聲音，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用真的聲音，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這樣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不要以為中國只是做文章難，實際上等于并沒有文字。即便是教育普及，文字公有，白話取代文言，識字者卻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更少。這種狀況與古代文字只屬于少數(shù)特權階級并無二致，和大多數(shù)是無關的。這十分之二足以代表中國人嗎？大多數(shù)人是沉默的，這難道不等于中國根本沒有文字嗎？這樣的一個連文字也沒有的國度，已經(jīng)一天一天的壞下去了。
因此，堅守個人與靈明為基礎的“立人”理想，捍衛(wèi)個人與精神的價值，才是新的文化建設的基礎。革新者應該永不放棄自我的獨立性，永不回避挑戰(zhàn)本身，對文化周遭要時時做出新的回應，履行對新的文化建設的有力支持。要活在當下，不做剎那幻想，不寄希望于任何究竟——至于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應“放開度量，大膽地，無畏地，將新文化盡量地吸收”。
由上觀之，所謂“魯迅的五四”就是可寶貴的魯迅的新文化傳統(tǒng)，也許代表不了整個五四新文化傳統(tǒng)，但卻是一份獨特豐厚的文化遺產。魯迅雖然對五四事件沒有什么即時反應，卻更多時過境遷后至今恩澤后世的深刻思考。他是“革新的破壞者”（魏建功語），是持有一種自主質疑式的革命性思維的堅定的革新者，開創(chuàng)了一種清醒獨立的批判性知識分子傳統(tǒng)。
他首先反思質疑“新文化運動”這一名稱，警惕不得不進入的所謂新文化的思維模式當中去。文字是危險的，清醒的改革者不能受語言的驅使，執(zhí)著于一些冠冕堂皇的名目。實際上，它的誕生就出自在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后來又將其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的。正如笑罵白話文的人，往往自稱最得風氣之先，早經(jīng)主張過白話文一樣。
“魯迅的五四”就是獨立思考的自由，為自己心中的正義而戰(zhàn)的自由，對既定秩序說“不”的自由，發(fā)現(xiàn)的自由，質疑的自由，獨立發(fā)現(xiàn)事物的自由。他關注個體的改變，全面深入地向心靈挖掘，抵抗一切方法、制度、慣例，警惕被它們塑造，從而淪為奴隸。在陳獨秀眼中，魯迅就不附和《新青年》，而有自己獨立的思想，這是特別有價值的。錢玄同將魯迅從元氣淋漓的孤獨中，自由的本然狀態(tài)中，拉回現(xiàn)實，要他那樣去思考，那樣去反應。而“聽將令”的魯迅，亦時時保持從新文化的環(huán)境中抽身的姿態(tài)，不做新文化機制的奴隸，不做受制于影響、指引、驅使等任何形式的奴隸。他與新文化主流保持步調一致，并以理性態(tài)度在一致中質疑；他“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黑暗的閘門”；他“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
他的行動是自由催生的，而不是觀念催生的；他覺察到已知事物的沖突，不打算深陷其中；他能夠看清自己背負的是什么樣的重負，非常深刻真誠地探索自己的內心，力爭不受社會結構和心理結構的影響，不被承受了幾百年的傳統(tǒng)與模式催眠。他也并不打算與讀者一起分享什么來自另一世界的現(xiàn)成答案，更不要引導大家走一條康莊大道，他是要將自己的探索發(fā)現(xiàn)，以一顆“白心”呈現(xiàn)出來，與大眾一起感知當下，探討未知，這個過程是摒棄給予與接受的模式的，是不知道什么是追隨者與領導者、教導者和被教導者的，是由自己直接去發(fā)現(xiàn)，這就使他的筆下誕生了摧毀一切虛假的寬廣的美。
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