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北京生活了18年，一直在北大紅樓工作。他棲身的地方，先后有八處，分別是績溪會館、景山東街“卯”字號宿舍、朝陽門內(nèi)南竹竿巷4號、南池子緞庫胡同8號、北河沿鐘鼓寺14號、景山西陟山門6號、地安門米糧庫4號、東廠胡同1號。
在北大的第一個階段，也就是任北大教授時，因為剛剛到北京，家庭成員不斷增多，因而搬家也最多，共有六次，后來兩個階段，由于社會地位的提高，寓所條件改善，便固定在一處。做北大文學院院長時是米糧庫4號，做校長時是東廠胡同1號。
這八處寓所，基本都在東城區(qū)，離北大紅樓都不算太遠。目前只有鐘鼓寺14號里還留有一點殘跡，其他都不可考了，只能駐足在一片區(qū)域中遙想當年。
績溪會館
績溪會館始建于明朝，由徽商籌資倡建，是安徽績溪人進京趕考居住的地方。舊址在宣武區(qū)椿樹上頭條1號院。1997年椿樹地區(qū)拆遷后，這里新建了椿樹園小區(qū)和莊盛崇光購物中心。
1881年，胡傳只身北上赴京城趕考時，寄宿于此。1910年5月，胡適在同鄉(xiāng)好友許怡蓀鼓勵下，帶著另一同鄉(xiāng)好友程樂亭贈送的二百銀元路費，由二哥胡紹之陪同，進京參加庚子賠款留美官費考試，也住在這里。他以初試第十名、復試第五十五名的成績考取。1917年9月，胡適初到北大后的幾年，也常去績溪會館，并應邀出任會館董事，兼任績溪同鄉(xiāng)會會長。他與江冬秀在家鄉(xiāng)結婚，回到北京后，還在會館中擺了兩桌酒席宴請同鄉(xiāng)。
景山東街“卯”字號宿舍
胡適初到北大時，住在景山東街文科教員預備室，也就是有名的“卯”字號，位于沙灘北大紅樓偏西靠南的一排平房。當時一位教員一間，不用交錢。因為同住的陳獨秀、朱希祖生于1879年己卯年，胡適，劉半農(nóng)，劉文典生于辛卯年1891年，他們都屬兔，年齡正好相差一旬，被人們稱作“兩個老兔子和三個小兔子”。胡適只在這里住了一個月。
朝陽門內(nèi)南竹竿巷
胡適在卯字號住了大約一個月后，領到了薪水，馬上搬到朝陽門南竹竿巷的一座小院，與高一涵同住。這里離北大很遠，條件也簡陋，房租每月6元，而且是兩人分擔，比較劃算。胡適住北面三間，高一涵住南面三間。院子的后面就是窮人住宅區(qū)，比較亂，結果遭了賊。
那是高一涵到南方的時候，胡適的侄子白天到北大上課，廚子出去買菜，以前都是開著大門，從來沒有失事過。這天晚上，院里溜進來一個賊。當時，胡適的侄子睡熟了，可胡適寫作直到凌晨三點。賊等的不耐煩，便在廚房洗面間里偷了一面鏡子，一把茶壺，還把胡適從國外帶回來的箱子也打開了——那時外國皮箱很軟，在上面一個橫屜里有個照相機也被偷去了。
第二天早上胡適洗臉時找不到鏡子，以為侄子拿到房間里去了。想倒茶水喝，茶壺也不在原處，找了半天也沒有。接著又發(fā)現(xiàn)箱子被打開過了，翻得亂七八糟。來到后院，則看到倒在泥土里的茶葉，這才恍然醒悟，是進來了小偷。于是，胡適不打算繼續(xù)住下去了。1918年3月30日與高一涵一同搬到了南池子緞庫胡同8號。
現(xiàn)在的南竹竿巷已經(jīng)成為東起朝陽門南大街，西止朝陽門南小街的現(xiàn)代化住宅區(qū)。
南池子緞庫胡同8號
從北大紅樓出來，沿著五四大街向西到北池子，再向南到南池子，在路東找到緞庫胡同。。胡同不短，西起南池子大街，南止北灣子胡同，北與普渡寺前巷相通，東鄰南河沿大街。清時在這里設戶部所屬緞匹庫而得名，宣統(tǒng)時稱緞庫。民國后沿稱。“文革”中一度改稱葵花向陽路十條，后恢復原名。現(xiàn)在這里都是民宅，既有高高的大紅門，也有分割成若干狹仄空間的大雜院。（圖：緞庫胡同）
1918年3月30日胡適與高一涵一起搬到南池子緞庫胡同8號，在這里住了兩年多。當時院內(nèi)有九間正房，五間偏房，兩間套房，每月租金20元。四合院雖小，臥室、書房和客廳俱全。最初三個月，江冬秀不在北京，堂弟江澤涵和侄子思聰與胡適住在一起。胡適將他們安排住在南屋，并雇了一名叫閻海的廚子，一名女工王媽，來處理家事。伙食很簡單，只要每天付給閻海一元錢買菜，每兩天一元錢買米，每三天一元錢買面，供給五個人的伙食就行了。他還雇了一名拉人力車的包車夫，解決交通問題。1918年6月，江冬秀從老家來京與胡適團聚，生下了大兒子祖望，很快又有了身孕，屋子顯得不夠用了，1920年5月，他們考慮搬家。
緞庫胡同8號也可以說是《新青年》的生產(chǎn)間，因為作為主要撰稿人和臺柱子的胡適，在這里和高一涵共同參與編輯雜志。他寫下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易卜生主義》等中國新文學史上重要的理論文章。
他還在此地址收到了毛澤東寄來的明信片。
北河沿鐘鼓寺14號
沿著北大紅樓西面的五四浮雕墻，順著沙灘北街一直向北走，看到一處古建筑，剛要近前，卻被一位早已立在那兒的男子擋住，“這條路到頭了。”
我一看，這不是嵩祝寺嗎？東邊是廁所，果然就再也沒有路了。因見立有文物保護的碑，便問這寺廟是否開放？答曰，不開放，現(xiàn)在是私人會所。
只好繞嵩祝寺西巷，來到狹長的鐘鼓胡同。聽說是打聽鐘鼓寺14號，正在聊天的街坊很熱心地用手向背后一指說：“這個17號院就是以前胡適住過的。”
鐘鼓胡同在清乾隆時稱鐘鼓司，光緒時稱鐘鼓司胡同，宣統(tǒng)時稱鐘鼓寺，因為胡同內(nèi)有一座廟叫鐘鼓寺而得名。民國時變成民居院。1965年整頓地名時改稱鐘鼓胡同。老鐘鼓寺當然早已不存在。據(jù)說前清的時候伺候慈禧太后的宮女年邁后在這里住過，后來租給了胡適。現(xiàn)在當然又是大雜院。
胡適如果活著，應該欣慰，正像他在1921年10月到香山慈幼院開周年紀念大會時發(fā)出的感嘆——從前皇帝住的園子，現(xiàn)在變成我們的貧民子弟居住上學游戲的地方了！現(xiàn)在也可以說，從前社會名流住過的地方，現(xiàn)在也成了普通老百姓的家了。
當然了，當年香山上已經(jīng)沒有了荒廢的舊址，是因為像破敗的昭廟這樣的地方也在幾個月之中變成了女紅十字會的新會所，而今的古跡更是不甘寂寞，在市場潮涌中大有作為，彰顯與時俱進。
我走進胡適在北京八處寓所中唯一的一處遺跡，看到一個長了茅草的灰色屋頂，正是當年的正房，已經(jīng)拆了不少，雜物堆在周圍，無法靠近，即將被拆掉。
胡適的大兒子胡祖望于1919年出生后，來京求學的侄子思聰、思永也與胡適同住一處。緞庫胡同的房子越來越顯得狹小。1920年5月22日，胡適搬到鐘鼓寺14號大一些的四合院，在這里住了6年之久。
這是個普通四合院，占地約三百余平方米。共有房屋15間半，南房4間半，正房3間，東、西廂房各3間，另有東廂房北側(cè)平頂東房1間和正房東側(cè)平頂北耳房1間。胡適將正房作為書房和寢室，兩廂為客廳和會客廳。男傭人住在門房，女傭人住在耳房。庭院也不寬大，栽有一、二棵小樹，數(shù)盆夾竹桃。
這段時間是他的家庭最不幸最忙亂的痛苦時段。江冬秀在這里相繼生下女兒素斐，小兒子思杜，沒想到4年后，肺癆與脊骨炎就奪去了他們唯一的女兒。而兩個侄子居然也在這里故去。其中，思聰?shù)玫氖呛跓岵 ：m本人也深受疾病困擾，直至無法工作。
1921年9月20日，此前一直和胡適同住的高一涵也搬到這里，兩家成為鄰居。他們又在一起合居了四年。1923年5月，高一涵居然接了一個妓女來家做老婆。當時，胡適正在南方養(yǎng)病，聽說后怕江冬秀看不起，不招呼他們，趕緊給她寫信，請她千萬要善待這件事。并說：“他也是一個女同胞，也是一個人。他不幸墮落做妓女，我們應該可憐他，決不可因此就看不起他。天下事全靠機會。比如我的機會好，能出洋留學，我決不敢因此就看不起那些沒有機會出洋的男女同胞。……”（1923年5月30日日記）
鐘鼓寺14號還誕生了自由知識分子議政的刊物——《努力》周報。為此，1922年7月15日，胡適又新租了隔壁，也就是鐘鼓寺15號的房屋十幾間，打通臥室的門，連成一家。
景山西陟山門6號
1926年夏初，胡適搬到景山西面的陟山門6號，這里原來是林長民的住宅。林長民是郭松齡的秘書長，當時與郭一起反對奉系軍閥張作霖，結果發(fā)動兵變失敗而被殺害。女兒林徽因就把宅子租給了胡適。胡適從鐘鼓寺4號搬來后沒怎么住，就作為“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委員去歐洲考察了。陟山門的房子曾是官僚政客的公館。房子寬敞，庭院闊大，有優(yōu)雅的長廊，廚房中還有機井。胡適當年買下了林家包括皮沙發(fā)在內(nèi)的舊家具，電話也仍然是“東、2429”。
陟山門街，清時稱陟山門大街，因為在北海東門陟山門外而得名。現(xiàn)在成了熱鬧的自由市場，有不少兜售老北京特產(chǎn)的店鋪。在這里看到13號院比較氣派，歐式的石門，像是從前的建筑。據(jù)住在里面的老人說，上個世紀50年代，這里的門牌號還是6號，曾經(jīng)是個很大的庭院，像是官僚政客住過的房子，現(xiàn)在則住了40多戶人家。曾有不少人來此間尋覓胡適的足跡。可是也有早年間的老北京住民說現(xiàn)在的大雜院7號是過去的6號，而今早已全部拆除。
哪個院落并不重要，胡適在這里居住時間非常短暫，1927年由歐洲回國后，寓居上海，住了三年半，景山西陟山門6號仍然放著他的東西，特別是書籍，一切由他在鐵路局工作的族弟代管。直到1930年12月他再度盤桓北大，準備就任文學院院長時，搬到地安門米糧庫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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