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劉靜
一、李大釗辦公室使用沿革情況
1917年12月，章士釗推薦李大釗到北京大學圖書館任職。翌年1月任圖書館主任。當時的圖書館不僅藏書少，而且管理不善，制度不健全。李大釗主持圖書館工作后，即著手進行整頓，得到了蔡校長的支持。[1]
在蔡元培校長的關(guān)注和李大釗的直接領(lǐng)導下，北大圖書館開始躋身于國內(nèi)外先進圖書館的行列，成為一所成熟的大學圖書館。[2] 李大釗對于北大圖書館的貢獻，此不贅言。[3] 值得一提的是，在李大釗的主持下，北大圖書館變成了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陣地，而這個陣地的核心就是圖書館主任室。其實，北京大學圖書館館址“原在景山東街第二院后院，”[4]民國七年（1918）八月，“第一院落成，乃遷來第一院，幾占第一層之全部。”[5]李大釗才得以進駐紅樓內(nèi)圖書館主任辦公室。現(xiàn)位于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內(nèi)一層東南角的兩間李大釗辦公室舊址復原，就是李大釗同志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時期的辦公室。
由于李大釗平素謙虛和藹，待人誠懇，又有方便閱讀新書的條件，當時不少教師和學生都喜歡到圖書館主任室聊天，圖書館被人稱為“飽無堂”，在這個地方“無師生之別，也沒有客氣及禮節(jié)等一套，大家到來大家就辯，大家提出問題來大家互相問難”[6]。“一層樓那座房子，則稱之為飽無堂(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語)，而在這個房子中則以北方人為主體。李大釗本人是北方人；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顧亭林批評北方人的；”“這兩個房子里面，當時確是充滿學術(shù)自由的空氣。大家都是持一種處士橫議的態(tài)度。談天的時候，也沒有時間的觀念。……總以討論盡興為止。”《北京大學日刊》就載有這樣的事情：一日，羅家倫在這里遇見劉半農(nóng)，想起一首歌謠，“立刻就在李守常先生桌上寫給”劉半農(nóng)。[7]在這樣的碰撞和爭論中，許多新知識得以傳播，許多新思想得以激發(fā)。一些學生終于不滿足于空談，組織起來創(chuàng)辦了一個雜志，這就是后來鼎鼎有名的《新潮》。
李大釗從1920年起，陸續(xù)被聘為北京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史學系教授，也曾在經(jīng)濟系兼課。他講授過“唯物史觀”、“現(xiàn)代政治”和“史學思想史”等課程。他還曾作過“馬克思的經(jīng)濟學說”、“工人的國際運動與社會主義的將來”、“馬克思的歷史哲學”、“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社會主義下的經(jīng)濟組織”等講座。有的講座，如“社會主義下的經(jīng)濟組織”等，就是應北大經(jīng)濟學會的邀請而作的。在這些課程和講座中，他系統(tǒng)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著作，如《哲學的貧困》、《共產(chǎn)黨宣言》、《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序言》、《資本論》全三卷、《哥達綱領(lǐng)批判》等書當中的主要內(nèi)容，闡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階級斗爭學說、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平均利潤論、資本集中論，直到論證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勝利。他是如此系統(tǒng)深入而且聯(lián)系中國實際地講授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中國的大學里實在是第一次。[8]
也就是在這間辦公室，李大釗與張申府、張國燾等幾次一起商談建立中國共產(chǎn)黨的問題。[9] 1920年3月，共產(chǎn)國際的代表維金斯基來中國，李大釗就在紅樓圖書館的主任會客室同他討論建立中國共產(chǎn)黨的問題。[10]1920年10月，經(jīng)過一系列準備工作，北京的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在這里正式成立，當時取名為“共產(chǎn)黨小組”。[11]
1922年12月，李大釗辭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職務(wù)，擔任校長室秘書。北大“圖書部分為中文、西文、古物美術(shù)三部，聘單不廠、皮宗石兩先生，分主中西文書籍。”[12]圖書館主任辦公室易主，此后，北大圖書館分別由袁同禮、馬衡、錢稻蓀、樊際昌、毛準等人掌管，1931年暑假（7月1日至9月8日）北大圖書館由紅樓遷出進住新購買的松公府前部，法學院則從北河沿第三院（今北河沿大街147號）遷至紅樓一層。1931年9月9日北大開學時，法學院正式入住第一院紅樓。紅樓內(nèi)的圖書館主任室與登錄室打通，合為北京大學法學院第二大教室。
抗日戰(zhàn)爭時期，北京淪陷，北京大學南遷，紅樓也人去樓空，甚至成為日本憲兵隊本部所在地，位于紅樓一層東南角的李大釗辦公室也不能幸免。直至抗戰(zhàn)勝利，北大重新入駐紅樓，據(jù)北大老校友張友仁回憶，原李大釗辦公室成為博物館專修科的辦公室，解放后，紅樓大部分成為單身教職工和學生宿舍，李大釗辦公室也不可避免地成為經(jīng)濟系學生宿舍，這倒是與紅樓修建的初衷相符了。
二、解放后李大釗辦公室陳列復原情況
正因為李大釗同志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偉大貢獻，1950年五四前夕，由北京紀念“五四”籌委會委托北京大學在原李大釗任圖書館主任的辦公室內(nèi)布置了“毛主席在校工作處” 和“李大釗紀念堂”。但是解放后，這兩間共約四十平方米的房子已經(jīng)改作經(jīng)濟系的學生宿舍了。當1950年春北大要布置李大釗同志紀念室并將他外間的會客室布置為毛主席工作室時，同學們很高興也很快地搬走了，騰出房間將先生的遺物和遺著等布置起來了。[13]
毛澤東同志于1918年秋天到1919年3月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擔任助理員，負責第二閱覽室的管理工作，同時也幫助李大釗整理過圖書資料，因此將“毛主席在校工作處”安排在原李大釗辦公室內(nèi)。曾參與過布置紀念室的王錫英回憶：1950年韓壽萱、唐振芳、陰法魯、向達把他找去，讓他回憶了毛主席在圖書館主任室外間工作的情況，也回憶了毛主席在日報閱覽室工作過，但韓壽萱等人看了日報閱覽室認為不好復原，因為當時日報閱覽室改建成了合作社，屋里還砌了一個洋灰柜臺，恢復原貌比較困難，所以，韓壽萱等人就決定把毛主席工作室布置在李大釗辦公室的外間。 [14]
此外，陰法魯也曾回憶過1950年他參與籌備復原李大釗辦公室的具體情況：“我記得1950年校內(nèi)有些人發(fā)起籌備紀念大釗、主席，北大博物館專修科就來主持，那是在1950年3月，突擊了四個多月，1950年5月4日開幕。毛主席當時辦公處是在一樓西頭路南，我們未恢復，主要是考慮當時屋內(nèi)空空如也，就恢復了大釗同志辦公室，后來又考慮到主席也常到大釗辦公室去，就放在一起搞。里面的家具，除了兩個書柜是真實可靠的，其他的家具是從學校內(nèi)找的。如大釗用的一個沙發(fā)椅，一個藤椅也是從印象出發(fā)找來的。當時，房內(nèi)較空，從新華社洗了有關(guān)主席照片掛上。……原來搞紀念室，并不準備公開，但后來學生、外賓都來看，也不得不公開了。我們幾個人還輪流值班。籌備時，問過張申府、王錫英、李續(xù)祖、周炳林、許德珩等。1950年籌備時，我們在紅樓地下室翻了舊檔案，找出了‘登薪冊’等。其他的材料很少。”[15]陰法魯回憶的前一段與王錫英所說的相符，同時還交代了李大釗辦公室復原過程中室內(nèi)陳設(shè)的情況，大多是當時布置的人四處找來的，只是原物的替代品，而且一開始并不打算開放。
李大釗紀念堂和毛主席在校工作處都布置好了之后，“室內(nèi)一切陳設(shè)盡量按照毛主席和李大釗同志在該校工作時的原樣陳設(shè)。由“五四”時代的老職員王錫英和李續(xù)祖兩人繪圖和幫助布置。紀念室共分內(nèi)外兩間，外屋是會客室，里屋是工作室。門口掛著郭沫若的題字。右邊是“毛主席在校工作處”，左邊是李大釗紀念堂。辦公室靠窗放著李大釗同志的辦公桌；左邊玻璃柜里陳列著他的書籍。右邊桌上是李大釗同志在新青年等刊物上發(fā)表的文章。墻口掛著李大釗同志的大小像片和他在北大時的檔案、墨跡等。會客室正中是一條長方臺子，上面鑲著毛主席的題字：“祝賀‘五四’三十一周年，團結(jié)起來為建設(shè)新中國而奮斗。” 靠窗是一個長桌，據(jù)王錫英先生說：毛主席常來這里，就是坐在這張桌旁的。左邊靠墻也有一個玻璃柜，里面是“五四”時代的雜志——新青年、新潮等。兩個玻璃格的桌子上放著毛主席的著作。室內(nèi)最惹人注目的是毛主席的神采奕奕的半身石膏像，這是北大工學院教授孫伯先生制贈的。這兩間房子里面的家具，除了兩個玻璃柜之外，其他都已不是舊物，只是仿照原樣搜求來的。” [16]“毛主席在校工作處” 和“李大釗紀念堂”于1950年5月4日正式開放，開幕時，曾經(jīng)陸定一審查。同時根據(jù)廣大群眾的要求，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對外開放。
當時還有一個小插曲，本來在1950年“五四”前夕，北大學生會邀請毛澤東主席來校給全體師生員工見面，參加“五四”慶祝活動，并為北大校牌及新校徽題名。毛主席由于太忙不能親自來校，但他很快就書寫了校名送到北大，并附來親筆信。學生會立即在新開辟的“毛主席在校工作室”（沙灘紅樓東首李大釗紀念堂隔壁）展出了毛主席題的校名和親筆信。[17]
1952年北大遷校，只留下北大工農(nóng)附屬中學在紅樓內(nèi)，到1956年紅樓移交中宣部代管，后由中宣部移交藝術(shù)博物館。1962年9月，文物局所屬文物博物館研究所遷往紅樓，接管后，因發(fā)現(xiàn)主席當年在北大圖書館的工作地點并不僅在原“圖書館主任室”，還有其他工作地點，需要加以全面調(diào)查核實，乃停止開放，并責成文物博物館研究所積極進行調(diào)查核實工作。1963年3月—1964年4月，文物博物館研究所遵照文物局指示，對李大釗、毛澤東、魯迅在北大紅樓工作的史實進行調(diào)查研究，并收集當年原有的家具設(shè)備等，為充實“李大釗同志工作處”和對“毛澤東同志工作處”及“魯迅先生講課處”予以復原陳列做準備，具體由羅歌、朱希元、李宗文等負責調(diào)查訪問，[18]筆者根據(jù)羅歌整理的訪問有關(guān)北大老職員、老學生、老工友，以及1950年布置毛主席工作處和李大釗紀念室的人員的資料，對這次重新布置“毛澤東同志在北京大學紅樓工作處”和“李大釗同志在北京大學紅樓工作處”有了較詳細的了解。該所于1963年3月、1964年4－7月進行了兩次調(diào)查訪問，訪問了有關(guān)北大老職員、老學生、老工友十五六人，他們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況。[19]
首先，根據(jù)他們的回憶，指出1950年將“毛主席工作處”安排在李大釗辦公室的外間是不合適的，“從1918年秋天到1919年3月主席在北大圖書館時曾在三個地方工作過，即：‘第二閱覽室’（即‘日報閱覽室’、‘新聞紙閱覽室’，管理報紙閱覽）、‘圖書館主任室’（協(xié)助整理圖書）、‘登錄室’（抄寫卡片）。其中以在‘第二閱覽室’的工作時間最長，為主席當時主要工作地點。其余兩處比較起來僅是短期的或臨時性的工作地點。因此，擬選擇“第二閱覽室”為主，通過復原陳列，以表現(xiàn)主席初期革命活動的片斷。原‘圖書館主任室’的復原陳列仍予保留，但重點放在表現(xiàn)李大釗同志的革命活動上。‘登錄室’則暫時不擬復原。”[20]
其次，重新調(diào)查了李大釗辦公室的布局和陳設(shè)，畫了不少布局圖和拍了不少相關(guān)家具的照片，留下了很多寶貴的陳列復原資料。
1963年3月7日，北大圖書館老職員王錫英回憶：“1950年布置時，有兩個柜子是我從某職員處找回來的，是當時原物。大釗辦公桌是在圖書館找的，大體不差。藤椅是從外面買的。沙發(fā)椅也非原物。在主任室（外間門背后），還有個老式電話機（喇叭筒），這個電話筒1927年左右，由電話局收走了，桌上沒有臺燈。”[21]
1963年3月29日，文物博物館研究所所長姜佩文邀請原北大老職員李續(xù)祖、王錫英、常惠三位老先生來所座談，主要是了解當年大釗同志及毛主席工作地點的有關(guān)材料。并同赴大釗紀念室、主席工作處實地觀察，核實情況。獲得了不少原李大釗同志辦公室物品擺放的資料，如：“外間的書柜是真的，但位置要向東移，緊靠墻。”
“外間放書柜處，記得不是放書柜，而是放置用木板搭成的架子，外掛白布簾，內(nèi)放馬列主義書籍。”
“會議桌很相近，桌布也像。但六把椅子不大像，那時，沒有如此整齊，記得有板凳，也有椅子。”
“外間門后的墻壁上，有一老式電話機。”
“內(nèi)間大釗同志辦公桌非原物，原來用的桌子是醬紅色（如門的顏色）漆布，還粘手。”
“內(nèi)間大釗用的轉(zhuǎn)椅，藤躺椅均非原物；書柜是原物，內(nèi)放大釗同志用的書籍；鐘不是這樣的圓鐘，是褐色的魚尾鐘；大釗同志辦公桌上有墨盒、墨筆等，按鈴等；還應有搪瓷痰盂，辦公桌上還應有茶具。”
“內(nèi)外間的壁色是白的，不是現(xiàn)在的米黃色，電燈很像，白布窗簾也很像。
“大釗辦公室內(nèi)間還有一長桌，靠門橫放，（與大釗辦公桌垂直）是當時我們在1918年整理書時用的。”
“記得當時用的椅子是高背的。”[22]
這些具體的描述為李大釗辦公室的復原提供了非常大的幫助，尤其是細節(jié)方面解決了不少問題，從中我們就能基本描畫出李大釗辦公室的原貌，因而是復原陳列的最寶貴的一手資料。
第三，根據(jù)調(diào)查的內(nèi)容，決定修改復原陳列的名稱，原稱為“毛主席在校工作處”，現(xiàn)擬改稱為“毛澤東同志在北京大學紅樓工作處”；原稱為“李大釗先生紀念室”，現(xiàn)擬改稱為“李大釗同志在北京大學紅樓工作處”。兩處布置完畢，仍由文物博物館研究所管理，不單獨設(shè)立機構(gòu)。只對要求參觀并持有介紹信的單位或個人開放。[23]
但是，羅歌等人的努力并沒有最終成為現(xiàn)實，他不無遺憾的說：“我們擬定了復原陳列的方案，上報文物局，但由于諸種原因未批。后來，我們的方案就被“文化大革命”的腥風血雨一掃而光。”[24]
直至九十年代中期，有北大校友想?yún)⒂^李大釗辦公室，卻被告知：“文革中有人到這個紀念室‘造反’，文物被收到庫房里，房間變成了辦公室，如今還沒有恢復。”[25]
1995年北京市政府批準的《北京文物事業(yè)發(fā)展五年規(guī)劃》要求使用部門逐步搬遷出紅樓，市政部門將整治紅樓周邊環(huán)境，恢復李大釗、毛澤東工作室原狀及部分民主廣場，將其建成“五四”運動紀念館，對外開放。[26]
1998年春節(jié)聚會時校友會曾通報了中辦秘書局于1997年1月30日給北大黨委及北大校友會復函，認為校友會的建議確有積極意義，但要在北大校慶時將紅樓辟為“五四紀念館”確有較大困難。為迎接北大百年校慶，有關(guān)部門在加強維護和恢復紅樓歷史原狀和環(huán)境風貌的基礎(chǔ)上，先將李大釗同志和毛澤東同志使用過的辦公室和工作室恢復、整理、展出，并開放原孑民堂供校友參觀。[27]國家文物局委托原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展陳人員，對原李大釗辦公室和毛澤東工作過“北大新聞紙閱覽室”做了原狀陳列，李大釗辦公室基本按1963－64年羅歌等人調(diào)查采訪的基礎(chǔ)上完成，內(nèi)間主要是書柜與書桌，外間主要是會議桌椅，其他陳列品的擺放也是按照幾位老人的回憶布置的，陳列品也是原來文物局封存在地下室的一些原件和替代品，可以說基本恢復了李大釗辦公室的原貌。
2002年4月，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在紅樓成立，李大釗辦公室復原陳列成為紀念館展陳的一個亮點，由于文物局在北大百年校慶時的恢復基本按照1963－64年羅歌等人調(diào)查采訪的基礎(chǔ)上完成，因此紀念館并未進行改動，只是將房間進行了粉刷，基本保持了李大釗辦公室的原貌。只是由于紀念館的開幕，李大釗辦公室的復原陳列就不再是深藏于辦公樓之中，而是面向廣大觀眾，接受各方面群眾對李大釗同志的景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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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羅歌《蔡元培、李大釗、毛澤東、魯迅在北大紅樓》，原載《燕都》雜志1991年第3期。《北京大學校友通訊》1992年4月，第9期
[2] 參見吳晞編著《北京大學圖書館九十年記略》，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3] 同上。
[4]《北平晨報》1934.9.30，轉(zhuǎn)引自《北京大學史料》
[5]《北京大學日刊》第七七一號，1920.12.17，轉(zhuǎn)引自《北京大學史料》
[6] 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臺灣《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期。
[7] 《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11月25日第三版《羅家倫君與劉復教授往來之函》，當時劉半農(nóng)在征集全國歌謠。
[8] 張友仁《李大釗同志與北大經(jīng)濟系》，《北京大學校友通訊》第25期，1998.9
[9]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第105頁，東方出版社，1998年。
[10] 羅歌《蔡元培、李大釗、毛澤東、魯迅在北大紅樓》，原載《燕都》雜志1991年第3期。《北京大學校友通訊》1992年4月，第9期
[11] 《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第一卷上冊，第76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
[12] 《北大圖書部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29.12.10
[13] 張友仁《李大釗同志與北大經(jīng)濟系》，《北京大學校友通訊》第25期，1998.9
[14] 見羅歌等于1963年3月－1964年7月調(diào)查訪問資料，現(xiàn)存國家文物局。
[15] 見羅歌等于1963年3月－1964年7月調(diào)查訪問資料，現(xiàn)存國家文物局。
[16] 北京大學通訊組《毛主席和李大釗同志紀念室介紹》，《人民日報》1950.5.4
[17] 李耀曾《關(guān)于“陳老總是北大校友”的回憶》，《北京大學校友通訊》第5期
[18] 羅歌《蔡元培、李大釗、毛澤東、魯迅在北大紅樓》，原載《燕都》雜志1991年第3期。《北京大學校友通訊》1992年4月，第9期
[19] 見羅歌等于1963年3月－1964年7月調(diào)查訪問資料，現(xiàn)存國家文物局。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同上
[23] 見羅歌等于1963年3月－1964年7月調(diào)查訪問資料，現(xiàn)存國家文物局。
[24] 羅歌《蔡元培、李大釗、毛澤東、魯迅在北大紅樓》，原載《燕都》雜志1991年第3期。《北京大學校友通訊》1992年4月，第9期
[25] 韓麗英，康書香《憶往昔崢嶸歲月稠——記工學院電機系校友重聚紅樓》，《北京大學校友通訊》第19期，1996年1月
[26] 田遠新《永遠的紅樓》，《中國文物報》
[27] 石太有、王詩琴《萬方興會，祝頌南松——北大校友會百年校慶散記》《北京大學校友通訊》第25期，19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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