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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的陷落與“自我”的確立——對周氏兄弟失和的另一種探討  林分份
發(fā)布日期:2012-09-03         瀏覽數(shù):

內(nèi)容摘要:從最初的兄弟怡怡到五四后的反目、決裂,乃至后來對長兄持續(xù)不斷的攻擊,在周作人的倫理和思想意識中,魯迅的“權威”形象陷落了,而他的“自我”也得以在此過程中逐漸確立。周作人自我塑造的獨特性和思想發(fā)展的復雜性,從一個側(cè)面呈現(xiàn)了五四新文化人“同一性”下不同的思想走向。
關鍵詞:魯迅;周作人;權威;自我

  五四之后,作為文壇的領軍之一,周作人不僅與魯迅斷絕了兄弟關系,更與章太炎斷絕了師徒關系,其姿態(tài)在在令人側(cè)目。而周氏兄弟失和事件本身,也由此成為現(xiàn)代文學研究中的一個疑案,得到眾多研究者的關注與探討。本文以周氏兄弟失和這一話題作為切入點,避開以往研究側(cè)重對兄弟失和之因的直接探討,轉(zhuǎn)而關注決裂前后周作人在倫理身份、文化主張及個人姿態(tài)方面與魯迅的差異乃至對立,由此考察周作人“自我”確立的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心理特點,揭示其自我塑造的獨特性及思想發(fā)展的復雜性,及其在現(xiàn)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

                      一

  眾所周知,作為兄弟,排行老大的魯迅與排行老二的周作人,自小在家庭中的地位及其所擔當?shù)慕巧黠@有別。父親周伯宜死后,魯迅就以長子的身份擔當起家長的角色,在迎新送舊之日,都負有拜訪、接待和回訪的義務。而作為男丁之一的老二周作人,雖也常被要求擔當一定的角色,卻相對自由、清閑得多。比如周作人1901年正月的日記中所記:

初八日:晨飯后大哥往章宅拜歲,予不去。
十七日:龍君莊拜墳歲,不去。
念[廿]一日:大哥同十八叔祖往南鎮(zhèn),余不去。○1
 

  周作人在家庭活動中置身事外的角色,與魯迅主動擔當?shù)淖藨B(tài)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此一情形前后持續(xù)了將近四十年,并在后來置辦北京八道灣房產(chǎn)時得到了充分的再現(xiàn)。已有的資料表明,八道灣周宅的購置,從看屋,辦理手續(xù),修繕房屋,購置家具,到奔走借貸等等,都落在了魯迅一個人身上○2。而周作人在此期間,則帶著老婆孩子到日本探親,在新居粉刷完工后,才帶著他的家屬和妻舅重久一批人回到了北京。他為新屋所費的心思,大體正如許廣平后來所指責的:一件是在新屋修理將近完工時帶家眷乘馬車參觀了一次八道灣,另一件則是去了一趟警察局,領回了房契一張○3。
  兄弟倆還在東京的時候,魯迅出于救國救民的熱情,密切關注著當時的社會問題,拼命學習各種知識。周作人則沒有魯迅那樣熱心,也顯得相對悠閑。對于東京籌辦《新生》之事,周作人半個世紀后回憶說,“魯迅把我拉去也充了一個”○4。魯迅所熱心的那些事務,周作人雖也大部分參加了,但大多是被動的;再加上他當時和羽太信子戀愛,結(jié)婚,用功的程度也沒有魯迅那樣刻苦,據(jù)說有一回魯迅還對他飽以老拳○5。結(jié)合魯迅后來兩次在文章中反省小時候粗暴干預弟弟(據(jù)說是三弟周建人)放風箏○6的做法,此一事件發(fā)生的可能性極大,由此也可略窺魯迅的長兄之威背后所隱含的家長的專制。而這在后來魯迅強行將周作人從日本帶回中國的事件中表現(xiàn)得尤其充分。
  作為長兄,魯迅對周作人的學業(yè)和生活給予了最大的支持與照顧。1909年6月,在周作人結(jié)婚兩個月后,他主動提早結(jié)束在日本未竟的文學志業(yè),放棄到德國留學的打算,選擇回國教書,以此支持周作人在日本的學業(yè)和婚姻生活○7。即便如此,魯迅的經(jīng)濟壓力仍然非常大,甚至寄給周作人的錢,主要也是由變賣田產(chǎn)而來○8。好不容易熬了兩年,等周作人完成立教大學的學業(yè)后,魯迅就催促他趕快回國。但彼時新婚不久,又過著舒服日子的周作人并不想立即回國,他還想到法國留學,繼續(xù)學習法文。在此情況下,魯迅只好親自去日本將周作人連同他的家屬帶了回來。此一事件頗能說明二者在家中所處的地位:魯迅以長子和作為家庭主要經(jīng)濟來源的身份,對弟弟也有決定結(jié)束其學業(yè)的權力;其催促不成而親自到日本將弟弟帶回的舉動,更表明了他在家庭中所處的權威地位。換言之,魯迅在履行“長子如父”而犧牲自己、讓利于周作人的同時,也隱藏著代行傳統(tǒng)中國家庭之父權的專制。魯迅類似的威嚴乃至專制,很難直接說會對周作人性格和自我意識的形成造成壓抑,但至少在1923年7月兄弟決裂之前,凡舉學業(yè)、職業(yè)等等方面,周作人基本上都遵從魯迅的安排與決定,而很少有自主選擇和自我安排的機會。此一局面,可能使得周作人少涉實際事務,落得清閑,也可能導致他在后來的實際生活中缺乏自我決斷的能力○9。
  在周作人的實際生活中,魯迅履行“長兄如父”的義務與權力;而在周作人一生所從事的文學與學術領域,魯迅則在起初充當了前輩乃至“導師”的角色。兄弟一起留學東京時,對周作人翻譯的《紅星軼史》和《勁草》,以及《域外小說集》等,魯迅都為之修正一過,再為謄清○10。在教育部之際,魯迅不僅幫周作人的《童話研究》、《童話略論》等設法發(fā)表在《教育部月刊》中,還親自幫他收集并抄寄過三首北京兒歌○11。這種情況延續(xù)到1919年前后,魯迅不僅幫周作人修改過《兩個掃雪的人》、《微明》、《小河》、《路上所見》、《北風》、《背槍的人》等白話詩,甚至對周作人五四初期在《新青年》等雜志上發(fā)表的創(chuàng)作文字,也大都有過修改或潤色○12。
  尤為難得的是,無論是《域外小說集》的新版序言,抑或是花了自己十幾年心血的《會稽郡故書雜集》等等,魯迅都執(zhí)意以周作人的名義發(fā)表或出版。這些事例,在表明魯迅不注重個人名利、讓利于弟的同時,也可以看作他對初涉學界的周作人的策略性扶持,在在顯示了二者之間超乎尋常的“師徒”關系。而同意將自己的名字署在魯迅的作品之下,雖不至于像個別研究者指出的“表明周作人愛好撈取非分的虛名”○13,但至少表明,周作人的自我意識還沒發(fā)達到自覺拒絕長兄的“安排”與“給予”的程度。
  不僅如此,為了讓周作人在北京教育界立足,除了請蔡元培大力幫忙外,魯迅更以實際的精力和心血幫助周作人準備所任北大課程的教案○14。周作人之作為北大教師,其教案卻需經(jīng)魯迅修正字句后才得以帶上講堂,一方面頗能見出前者在學術上對后者的依賴性,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后者對前者在北大課堂立足的高度重視。周作人后來之得以在北大講堂上獲得成功,自是與魯迅的心血分不開,而此中“師父”扶持“徒弟”的拳拳之誼,縱是年深日久也令周作人難以忘懷。

                       二

  從初涉文學翻譯到編寫教案,以至《新青年》時代贏得大名時的寫作,周作人的文字表達一直接受魯迅的建議、潤色與修改,此一情形足以表明周作人對這種實存于兄弟間的“師徒”關系的認同。平心而論,在與魯迅決裂之前,周作人對這位亦“父”亦“師”的長兄,一直是敬重的,并不像后來一些學者所指摘的那么過分。然而,在決裂之后,周作人對魯迅的攻擊,或隱或顯,指桑罵槐之處,往往堪稱刻毒。此一天壤之別的態(tài)度及其心理動因值得深入考察。
  周作人影射、攻擊魯迅的文字,主要集中在“婚姻、愛情”,“政治、思想”和“文藝、文化”等幾個方面○15。進一步考察可以發(fā)現(xiàn),周作人這些拐彎抹角的批評乃至謾罵并非一時意氣,而是有著某種前后一貫的立場。1925年3月,魯迅發(fā)表了《犧牲謨》一文,嘲諷專要求別人犧牲的利己主義者,這種利己主義者甚至要求人家把身上僅有的短褲也脫下來作“犧牲”。五個月后,周作人在一篇文字中針鋒相對地寫道:“至于說到犧牲,實際上因為年紀漸老了,沒有戀愛之必要,所以未必有嘗試的意思……”○16當時魯迅正與許廣平接近,周作人自當有所耳聞,而這里批評的“犧牲”說,顯然影射了魯迅與許廣平的“戀愛”。在此,周作人把矛頭對準魯迅的年齡及其婚戀問題,并將此作為其后來不斷影射、攻擊魯迅的主題。
  在這些攻擊文字中,比較有代表意味者,當為1930年發(fā)表的一篇題為《中年》的文字,周作人如此寫道:

  譬如少年時代是浪漫的,中年是理智的時代,到了老年差不多可以說是待死堂的生活罷。然而中國凡事是顛倒錯亂的,往往少年老成,擺出道學家超人志士的模樣;中年以來重新來秋冬行春令,大講其戀愛等等,這樣地跟著青年跑,或者可以免于落伍之譏。
  譬如普通男女私情我們可以不管,但如見一個社會棟梁高談女權或社會改革,卻照例納妾等等,那有如無產(chǎn)首領浸在高貴的溫泉里命令大眾沖鋒,未免可笑,覺得這動物有點變質(zhì)了。我想文明社會上道德的管束應該很寬,但應該要求誠實,言行不一致是一種大欺詐,大家應該留心不要上當。○17

  不難看出,此中“中年”、“待死堂”、“社會棟梁高談女權或社會改革”、“無產(chǎn)階級首領浸在高貴的溫泉”等等內(nèi)容大體都與魯迅的年齡、筆名、演講及批評文字相關,周作人影射魯迅的意圖可謂明顯;所謂“冬行春令”、“大講其戀愛”、“照例納妾”等等,則直接指向魯迅與許廣平的婚戀問題;而與此相關的“動物”、“大欺詐”等等用語更顯出此中攻擊文字的怨毒。
  此后,婚戀問題一直成為周作人不斷指責、攻擊魯迅的主要議題,其分布之廣、歷時之久達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在魯迅生前,周作人寫道:“我們常見知識界的權威平日超人似地發(fā)表高尚的教訓,或是提倡新的或是擁護舊的道德,聽了著實叫人驚服,可是不久就有些浪漫的事實出現(xiàn),證明言行不—致,于是信用掃地,—塌胡[糊]涂。”○19魯迅去世后,周作人又寫道:“中國喊改革已有多年,結(jié)果是雅[鴉]片改名西北貨,八股化妝為宣傳文,而姨太太也著裝號稱‘愛人’,一切貼新護符,一切都成為神圣,非等到男女雙方都能經(jīng)濟獨立自由戀愛,平等還仍是多妻而已。”○19不管有心抑或無意,鑒于之前攻擊魯迅的主題和內(nèi)容,周作人的這些文字都難免不讓人聯(lián)想到他是在繼續(xù)攻擊魯迅。無論如何,就攻擊魯迅的主題來看,一向以男女之性心理作為其“物理人情”認識基礎的周作人,深知自由戀愛乃人類進化的結(jié)果,卻偏偏在婚戀問題上長久地揪住魯迅不放,其中緣由著實令人費解。有研究者認為,此中原因,一方面是兄弟倆因羽太信子之故而結(jié)下的怨恨,另一方面是周作人主張自由戀愛當以不造成他人痛苦為前提,而在他看來,魯迅與許廣平的結(jié)合傷害了元配朱安○20。此說頗有一定道理,但似乎稍嫌不夠。筆者以為,周作人之在婚戀問題上對魯迅經(jīng)年累月的影射與攻擊,其更深層的原因恐怕在于,在他的觀念中,從婚戀問題最能看出魯迅的個人品質(zhì)。具體而言,即所謂“社會棟梁高談女權或社會改革,卻照例納妾”,或者“知識界的權威平日超人似地發(fā)表高尚的教訓,或是提倡新的或是擁護舊的道德,聽了著實叫人驚服,可是不久就有些浪漫的事實出現(xiàn)”等等,使周作人看到“大欺詐”、“言行不一致”,而更重要的乃是“信用掃地,一塌糊涂”。
  周作人于此冠予魯迅的“權威”、“信用”,就其正面語意而言,當指魯迅在文壇以及青年中的積極影響,但如果用它們來描述兄弟決裂之前魯迅在其心目中的地位,也正恰切。就周作人而言,兄弟決裂之前對魯迅的恭敬、遵從,乃至接受魯迅對其文字的修改,都在在體現(xiàn)出他對長兄之“權威”、“信用”的認同。然而,決裂之后,周作人一再攻擊魯迅的婚戀問題,乃至以此導致對魯迅之“權威”、“信用”的否定。如此前后迥異的態(tài)度或許可以解釋為:周作人之抓住魯迅的婚戀問題不放,在其潛意識層面,正是一種不自覺的自我說服的方式。即是說,周作人要解除長期以來魯迅在其心中所形成的“權威”與“信用”的形象,由此擺脫魯迅在其生活中的決定性影響,此一關涉?zhèn)€人道德的婚戀問題,或許正是最佳入口。換言之,或許正是通過不斷重復地影射、攻擊魯迅的婚戀問題,周作人解構了之前對其兼具“父”、“師”角色的長兄在公眾中的道德形象,由此獲得了一種先前“自我”被壓抑的代償性的滿足。與此同時,在這種解構的滿足中,他的自我意識逐漸得以凸現(xiàn),盡管其中可能不乏由解構的沖動所帶來的自我臆想的成分。

                      三

  與此中解構的沖動相互印證的是周作人在1926年“謝本師”事件中的表現(xiàn)。近代中國以來的文壇,公開的“謝本師”事件,當以章太炎對其師俞樾的決裂為肇始。1901年,章太炎避難在蘇州東吳大學任中文教員,其間曾去看望自己的老師俞樾。俞樾大發(fā)雷霆,罵章“背父母陵墓”,遠游海外是“不孝”,揭露清朝罪惡,“指斥乘輿”是“不忠”,“不孝不忠,非人類也”。他操著孔夫子的腔調(diào)大聲疾呼:“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章太炎平常對老師一向很尊敬,可是對于這番訓斥則不能接受,他當即反唇相譏,隨后寫了《謝本師》一文,公開聲明與俞樾斷絕師生之誼。對于老師的立場,章太炎在文中針鋒相對的置疑道:“先生既治經(jīng),又素博覽,戎狄豺狼之說,豈其未喻,而以唇舌衛(wèi)捍之?”是不是因為做過清朝的官,“食其廩祿”呢?就是做其官,食其祿,也可以象戴震那樣專搞學問好了,何必要做清朝的衛(wèi)道士,究竟清朝有什么值得你俞先生感恩戴德,“而懇懇遮其惡?”○21通過與老師的決裂,章太炎更加義無反顧地走上反清之途。二十多年后,章太炎對新文化運動及國民革命均致不滿,而與南北軍閥政客頗多聯(lián)系,“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動”,又參與軍閥孫傳芳復古“投壺”的鬧劇,在京的弟子門生大不以為然。然而在這不滿中,于1908年同時在東京向章太炎問學的魯迅和周作人,態(tài)度和反應截然不同。
  雖說跟隨章太炎問學時間很短,在學業(yè)方面與乃弟周作人也并未被章太炎列為承其衣缽的弟子○22,但魯迅一生都對章太炎執(zhí)“弟子禮”,對老師一直保持敬愛與理解的態(tài)度,公開所稱必為“太炎先生”,并多次主動帶頭捐資作為太炎著作或手跡的出版費用○23。雖然他也屢屢述說自己將太炎所講的小學都還給了老師○24,但其實并未盡棄所學——無論是在早年教育部的讀音統(tǒng)一工作會上大力推薦章太炎的讀音方案○25,還是晚年屢屢不忘要寫中國字體變遷史,都與其將太炎小學忘記凈盡的表面描述相矛盾。這種看似悖論的言行不一,實際體現(xiàn)了魯迅對于太炎思想與學問承傳中的真實情景:魯迅所要突出的是太炎作為革命家的業(yè)績,對其學問的評價則以一種自貶的方式(聲稱自己的“不勝任”)表達出來。由這種自貶,魯迅透露了自己的實際取向:他的小學功夫并未如自己所說的忘記干凈,但他確實在這種曲折的修辭中凸現(xiàn)了對太炎早年革命道路的認同○26。而這種認同,根源于他自己所堅持的憑借文學“轉(zhuǎn)移性情、改造社會”○27的理想,并與其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從事文化批評與幫助進步青年的實踐活動相一致。因而,此一表述暗含著魯迅對自我道路選擇的評價方式,也是一種對于自我塑造的自覺認同。
  或許是出于敬愛老師的情感,對于章太炎參加“投壺”等事,魯迅當時保持了緘默;雖然后來也有所批評,指出這是從一個“拉車前進的好身手”轉(zhuǎn)為“拉車屁股向后”○28,卻最終說,“這也不過白圭之玷,并非晚節(jié)不終”○29,顯出對乃師晚年所為原情度理的胸懷和氣度。與魯迅相反,已經(jīng)在文壇上贏得大名的周作人,卻不止一次地批評老師章太炎的落后。周作人曾如此寫道:“對于太炎先生的學問,我是極尊重,不能贊一辭的,但我覺得他在現(xiàn)在只適于專科的教授而不適于公眾的講演,否則容易變?yōu)閺凸胚\動的本營,即使他的本意并不如此。”○30如此的公開批評,從“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的角度估量,算來并不過分;但此一批評也初步表明作為老師的章太炎此時在周作人言論中的理性價值與道德地位。
  1926年8月,周作人寫下了《謝本師》一文,宣稱與章太炎斷絕師生關系。文中寫道:

  先生現(xiàn)在似乎已將四十余年來所主張的光復大義拋諸腦后了。我相信我的師不當這樣,這樣也就不是我的師。先生昔日曾作《謝本師》一文,對于俞曲園先生表示脫離,不意我現(xiàn)今亦不得不謝先生,殊非始料所及。此后先生有何言論,本已與我無復相關,惟本臨別贈言之義,敢盡忠告,以盡存心:先生老矣,來日無多,愿善自愛惜令名。○31

  所謂“臨別贈言”,聽來頗為沉痛。在周作人看來,曾經(jīng)作為革命家典范的章太炎已經(jīng)淪為革命的反動,這正是他們后輩弟子最感痛心的地方。就實際而論,章太炎此時的復古與倒退,確然引起包括弟子在內(nèi)的諸多新文化人的不滿,但在公開批評方面,屬周作人的姿態(tài)最為激烈,即算一貫號為“過激”的魯迅也無法比及。因而,周作人仿效乃師“謝本師”的動機,有必要進一步探究。
  同樣是“謝本師”,周作人之批評章太炎,與章太炎之批評俞樾,雖形似而神離。章太炎之“謝本師”,主要基于師徒二人對滿清政府的不同立場,其《謝本師》一文也主要著眼于質(zhì)疑老師認同滿清政府的態(tài)度,并未將老師置于“革命”戰(zhàn)車的軌轍之下。而周作人的《謝本師》,不僅不從體諒的角度來維護其師名聲,更以一種偏激的行文方式,將章太炎民國前的“革命”壯舉與民國后的“糊涂”、“倒退”作對照,同時也將太炎先生的“落后”與自我的“激進”姿態(tài)作對照。頗有意味者,魯迅1933年在寫給友人的信中指出,“古之師道,實在也太尊,我對此頗有反感。我以為師如荒謬,不防叛之,但師如非罪而遭冤,卻不可乘機下石,以圖快敵人之意而自救。”○32魯迅的這段話寫在周作人“謝本師”的七年之后,雖不能直接斷定是針對周作人而發(fā),但用在周作人身上卻也頗為恰切。無論如何,與當時魯迅體諒式的緘默相比,周作人的“謝本師”看起來更像是一種對于前輩之“落后”的落井下石:以一種義憤填膺的姿態(tài),將乃師章太炎此時的言行踩在腳下,由此樹立起自我所代表的“進步”與“正義”的大纛。
  1923年,周作人以一封絕交信結(jié)束了與魯迅近四十年的兄弟情誼;1926年,他又以一篇《謝本師》宣告了對于章太炎的決裂。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著一定的關聯(lián)呢?先從兄弟決裂說起。盡管以往的研究者對于周氏兄弟決裂的原因做過種種探討,但大體都不離對羽太信子“排擠”乃至“誣蔑”魯迅的揣度與猜測,而往往忽略周作人在決裂事件中的個人主觀因素。在筆者看來,兄弟決裂不只源于羽太信子在經(jīng)濟方面對魯迅的不滿所造成的情感不和,以及因信子的“誣蔑”而導致周作人在“倫理”方面對魯迅的絕望○33,更重要的恐怕在于,決裂之舉實際上是周作人在行動上所體現(xiàn)的對魯迅道德與倫理信譽的否定。
  如前所論,在兄弟決裂前,魯迅對周作人而言,不僅僅是作為長兄而已,他實際上還充當了“老師”的角色。在長達幾十年的兄弟之誼中,直至五四初期文壇上“周氏兄弟”或“二周”并稱的年代,周作人主要處于依從的狀態(tài)。而在思想與生活的諸多方面,周作人習慣性地接受魯迅的糾正或安排,其作為獨立自主的自我意識顯然受到了一定的壓抑,甚至導致自我意識的發(fā)育不全。換言之,在某種意義上,魯迅身兼“父”、“師”的角色,無論在倫理還是學術上,都可能成為周作人自我意識發(fā)展的障礙。按照黑格爾所說,自我意識只有通過揚棄它的對方(這對方對于它被表明是一個獨立的生命)才能確信它自己的存在,或是在一個別的自我意識里才能獲得它的滿足○34。魯迅之于周作人,恰好可能成為另一個對立的自我意識。就實際來看,周作人與魯迅斷絕兄弟關系的同時,也斷絕了二者之間長達二十多年的“師徒”關系。而兄弟決裂后對魯迅的種種影射與攻擊,以及其中的怨毒之氣,不僅表明周作人對決裂之舉發(fā)自內(nèi)心的認同,更表明他對兄弟決裂之合法性的堅持。而決裂的最終結(jié)果,不管是兄弟情誼的斷絕,抑或“師徒”關系的結(jié)束,都指向魯迅如“父”亦如“師”的“權威”形象在周作人自我意識中的崩塌。
  1930年代,周作人在其批評文人中“先知”、“權威”的文字里一再提到:

  假如是文以載道派的藝術家,以教訓指導我們大眾自任,以先知哲人自任的,我們在同樣謙恭地接受他的藝術以前,先要切實地檢察他的生活,若是言行不符,那便是假先知,須得謹防上他的當。○35
我對于文人向來用兩種看法,純粹的藝術家,立身謹重而文章放蕩固然很好,若是立身也有點放蕩,亦以為無甚妨礙,至于以教訓為事的權威們我覺得必須先檢察其言行,假如這里有了問題,那么其紙糊冠也就戴不成了。○36

  周作人在這里用以衡量“先知哲人”或“權威們”的,正是“行”本身是否合于道德以及言行是否一致的標準,而他當時的主要批評指向,自是魯迅無疑。就此而言,所謂“倫理”與“道德”,確實成為周作人用以解構魯迅“權威”形象的兩把利刃。
  如果這樣的分析并非誕妄,那么周作人對章太炎的“謝本師”,也正可視為其對“權威”的另一次解構的沖動。就實際效果而言,無論是兄弟決裂時對魯迅“倫理”方面的絕望,以及后來以“道德”為靶子對魯迅不斷的影射與攻擊,抑或是“謝本師”時對章太炎思想與言行之“落后”的批判,周作人都在倫理和情感上與這兩個曾經(jīng)是生命中的前輩、導師劃清了界限。而周作人在解構他們的權威地位的同時,也將一直以來被壓抑的自我意識“解放”了出來。

                      四

  在倫理與情感方面拒絕對前輩的繼續(xù)認同,使周作人的自我意識得以獨立的姿態(tài)浮現(xiàn)。與此同時,當他那曾經(jīng)被壓抑的自我意識被“解放”出來后,在思想、文化方面展開與魯迅對照乃至對立式的自我建構,或者通過對魯迅的批判而確立“自我”的合法性,就幾乎成了周作人此后幾十年間自覺與不自覺的努力。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在五四后關于新文學的理論建構中,魯迅仍然堅持文學“為人生”的啟蒙主義理念,而周作人則逐漸走向“以說出為目的”的“個人主義”,甚至逐漸發(fā)展到以提倡“言志”的文學來反對國民文學、革命文學、左翼文學等“載道”的文學。無論是有心抑或無意,在文學主張上,周作人與魯迅對照乃至對立的意味可謂鮮明。特別是在關于“小品文”和“性靈”的觀點上,周作人不僅屢屢與魯迅大唱反調(diào),而且不遺余力地捕捉魯迅對此的評論,并給予及時的反擊。
  1933年,在周作人、林語堂等人的倡導下,小品文大行其道,而所謂的“性靈說”、“閑適說”的文化格調(diào)更由此籠罩文壇。魯迅在這年的8月寫了《小品文的危機》,將小品文比作“小擺設”。魯迅強調(diào)的是,小品文之所以能夠生存,并非靠“雅”或者“性靈”,而恰恰是靠“掙扎和戰(zhàn)斗”○37。1934年7月,魯迅在《買〈小學大全〉記》篇末指出:“自然,這絕不是玩賞性靈文字的有趣,然而借此知道一點演成了現(xiàn)在的所謂性靈的歷史,卻也十分有益的。”○381935年12月,在《雜談小品文》中,魯迅先略述“小品文”的歷史,又點出了“性靈”的來龍去脈,同時指出:“現(xiàn)在只用了一元或數(shù)角,就可以看見現(xiàn)代名人的祖師,以及先前的性靈,怎樣疊床架屋,現(xiàn)在的性靈,怎樣看人學樣,啃過一堆牛骨頭……”○39可以說,魯迅的這些批評文字,主要是針對當時文壇的現(xiàn)象,并非具體針對某個人,但周作人的回應文字卻屢屢針鋒相對。1935年6月,周作人發(fā)表了《十竹齋的小擺設》一文,諷刺魯迅、鄭振鐸合編的大型箋紙集《十竹齋箋譜》乃是“小擺設”,指責“十竹齋主人之罪當過于今之小品作家矣”○40。在回擊魯迅前年批評小品文為“小擺設”的同時,可謂指著鼻子罵魯迅等人是“玩物喪志”了。1936年2月,在《談詩文》○41一文中,周作人寫道:

  詩亡而國亦隨之,可謂妙語,公安竟陵本非一派,卻一起混罵,有纏夾二先生之風,至于先后說話不一致還在其次,似乎倒是小事了,朱竹咤本非低能人,何以如此憒憒?豈非由于性靈云云易觸喜怒耶。李越縵稱其成見未融,似猶存厚道,中國文人本無是非,翻覆褒貶隨其所欲,反正不患無辭,朱不過其一耳。后來袁子才提倡性靈,大遭訶罵,反對派的成績?nèi)绾危蠹乙灿洸黄饋砹恕P造`被罵于今已是三次,這雖然與不佞無關……

  頗有意味的是,周作人所羅列的歷史上對于“性靈”的“三次”批評,其數(shù)目正與魯迅公開批評“性靈”的數(shù)次一致。而周作人雖表面上批評朱彝尊低能昏聵的文人習氣,同時宣稱“性靈”被罵與己無關,字里行間卻總在回擊魯迅對“性靈”的批評,其言不由衷之處可謂昭然若揭。如此積極的為“性靈”保駕,實乃因“性靈”、“閑適”等正是他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等相關論述中所提倡的主張——所謂“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言志”說,正是周作人五四之后逐漸展開的有別于“為人生”(即他所謂“載道”論)的文學主張,也仍然與魯迅奉行的文學主張?zhí)幱趯α⒌奈恢谩R蚨瑢?ldquo;性靈”的保駕與對反“性靈”論的回擊,實可視為周作人在確立自我獨立的文學、文化理念時的重要舉措,也是其自我意識走向成熟的標志之一。
  不惟如此,在思想道路的選擇上,與魯迅的采取實際斗爭并與左翼結(jié)盟不同,周作人越來越強調(diào)“閉戶讀書”等“隱逸”的一面,也由此成為1930年代自由主義文人的實際領軍。對于魯迅當時的思想及行事,周作人在寫給江紹原的信中指出,“……觀蔡公近數(shù)年之‘言行’,深感到所謂晚節(jié)之不易保守,即如‘魯’公之高升為普羅首領,近又聞將刊行情書集,則幾乎喪失理智矣……”○42很顯然,周作人對于魯迅參加左聯(lián)以及刊行《兩地書》等舉措頗為不屑。此中尤為耐人尋味者,一方面,周作人以“理智”的標準嘲笑魯迅的“喪失理智”,再次表明了他對自己所持立場與所選道路的自信;另一方面,此一批評中所顯現(xiàn)的對自我把持的“理智”之自信,正可視為周作人自我意識成熟的另一標志。只不過,周作人之屢屢影射、攻擊魯迅的言論,其實不乏出于“情感”乃至“情緒”的因素○43。
  在理智上最大限度地將自己與魯迅區(qū)別開來,似乎是五四后走向“個人主義”與“隱逸”之途的周作人一直努力的方向。從《新青年》上發(fā)表文章開始的一段時間內(nèi),“仲密”是周作人除了本名以外經(jīng)常使用的一個筆名,其含義據(jù)他晚年解釋道:“周字說文訓作密,從用口,說話要密,仲則是伯仲之仲,仲密云者即是周姓行二而已。”○44所謂“仲密”,簡單講就是周家老二。但一提周家老二,總不免讓人聯(lián)想到老大周樹人。可見,藏家庭排行于筆名之中,表明周作人當時對于“周氏兄弟”或“二周”的認同,而在實際上,老大周樹人透過“仲密”這個筆名也確實顯示了其不可忽視的存在。但1923年以后,周作人基本上棄“仲密”不用,似乎顯示了對于筆名中所暗含的親屬或者從屬關系的有意趨避○45。在魯迅去世后,周作人仍然公開保持著這種區(qū)別,其刻意的姿態(tài)有時達到令人費解的地步。據(jù)柳雨生回憶,魯迅逝世那天,周作人在下課前說的一句話是,“魯迅死,余將歸省其太夫人。”○46而常風的回憶文字也提到,周作人稱自己的母親為“魯迅的母親”,他很驚訝,覺得怪刺耳○47。但翻閱《周作人日記》,我們會看到,周作人所記關于母親魯老太太的事,無一例外的都是記為“母親”,而非“魯迅的母親”。這種公開場合與私人場合對直系親屬稱呼的差異,某種意義上顯示了周作人對魯迅刻意制造的區(qū)別,表明了他主觀上對于魯迅的獨立。但這種刻意制造出來的區(qū)別,在幾乎令人發(fā)笑的同時,更使人為實存于兄弟間的巨大隔膜而感慨唏噓。與此同時,我們再次遭遇了周作人引以為豪的“理智”所面臨的困境:周作人之用“理智”對魯迅的“感情用事”的批判與攻擊背后,何嘗不隱藏著一種更為深刻的“感情用事”的因素——他對魯迅年深日久的耿耿于懷,豈非“情感”(倫理的憎恨、思想的主觀排他等)的因素在其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如此看來,周作人在五四之后與魯迅的決裂乃至日后對其持續(xù)不斷的攻擊,顯然不僅僅由于兄弟二人在家庭矛盾或倫理沖突等方面的原因,而是包含著周作人在“自我”確立的過程中,釋放其心理反抗的能量所匯聚的結(jié)果。在周作人后來對抗魯迅的方式中,我們無疑看到了其自我意識之崛起的代償性呈現(xiàn),也見證了如他這樣一位“從小和順”○48的個體,在自我塑造的過程中所呈現(xiàn)的對昔日之我的反叛姿態(tài)。在這種反叛姿態(tài)中,周作人不僅以此拒絕了“自我”確立的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壓抑性因素,更在諸多近乎刻意制造的區(qū)別中凸現(xiàn)了與被他否定的“權威”在道德倫理與思想立場等等方面的差異性。
我們無法直接斷言,與長兄魯迅的決裂,是周作人早已預謀的自我塑造的策略。但將其放在五四之后的文化場域中,周作人所采取的反叛姿態(tài),確然使他得以獨立的姿態(tài)與作為“權威”的魯迅等人區(qū)別開來,在諸種差異中凸顯他自己所打出的各色各樣的旗號,客觀上為他在現(xiàn)代中國的文化場域中爭取到了更多的象征性資本。與此同時,無論有心抑或無意,周作人此一獨特的自我塑造的方式,以及他與魯迅對中國思想文化的不同論述和彼此各異的立場,呈現(xiàn)了五四一代人的“同一性”所隱含的迥然不同的思想走向。而正是新文化人對自我的不同塑造,以及各自不同的思想走向,構成了現(xiàn)代中國思想文化的多維性結(jié)構。

注釋:
○1 以上參見《周作人日記》中冊,191頁,196頁,196頁,大象出版社1996年。
○2 參見俞芳《太師母談魯迅先生》,收《魯迅回憶錄•專著》下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
○3 參見許廣平《所謂兄弟》,收許廣平《魯迅回憶錄》,作家出版社1961年。
○4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上冊, 230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以下周作人自編文集同此版本。
○5 參見王錫榮《周作人生平疑案》,5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
○6 參見魯迅《自言自語•我的兄弟》、《風箏》。
○7 參見《許壽裳文集》上卷,101-102頁,百家出版社2003年。
○8 參見魯迅《110307致許壽裳》。
○9 周作人晚年提到,在東京生活時,“我始終同魯迅在一處居住,有什么對外的需要,都由他去辦了,簡直用不著我來說話。”“其時不久魯迅要到杭州教書去了,我自己那時也結(jié)了婚,以后家庭社會的有些事情都非自己去處理不可,這才催促我去學習……”(以上參見《知堂回想錄》上冊,273頁)說明的正是這種狀況。
○10 周作人:《魯迅的青年時代》,90頁。
○11 參見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下冊,453頁。
○12 參見葉淑穗、楊燕麗《從魯迅遺物認識魯迅》,551-554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
○13 波滋德涅耶娃:《魯迅評傳》,51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4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下冊,426頁。
○15 參見舒蕪《周作人對魯迅的影射攻擊》,《魯迅研究月刊》1989年第10期。
○16 周作人:《答張崧年先生書》,1925年8月26日《京報副刊》。
○17 周作人:《看云集•中年》。
○18 周作人:《苦竹雜記•談文》。
○19 周作人:《秉燭后談•談卓文君》。
○20 參見孫郁《魯迅與周作人》,151-152頁,遼寧教育出版社2007年。
○21 以上參見太炎《謝本師》,1906年11月《民報》第9號。
○22 參見《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譜》,15頁,上海書店1986年。
○23 參見魯迅《110731致許壽裳》、《360925致許壽裳》。
○24 參見魯迅《340327致臺靜農(nóng)》、《關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
○25 參見《魯迅年譜》(增訂本)第1卷,291頁。
○26 郭沫若曾指出魯迅與章太炎在革命精神和治學態(tài)度的承傳關系,參見郭沫若《魯迅與王國維》,陳平原、王楓主編《追憶王國維》,176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
○27 魯迅:《〈域外小說集〉序》。
○28 魯迅:《趨時和復古》。
○29 魯迅:《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30 周作人:《談虎集•思想界的傾向》。
○31 周作人:《謝本師》,1926年8月28日《語絲》第94期。
○32 魯迅:《330618致曹聚仁》。
○33 指部分研究者所認為的魯迅可能對羽太信子有過悖于倫常的不敬。關于此一方面的辨正,參見陳漱渝《魯迅評傳》,70-76頁,中國社會出版社2006年。
○34 參見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上卷,120-121頁,商務印書館1979年2版。
○35 周作人:《看云集•志摩紀念》。
○36 周作人:《文人之行》(后改題為《蒿庵閑話》收《風雨談》)。
○37 魯迅:《小品文的危機》。
○38 魯迅:《買〈小學大全〉記》。
○39 魯迅:《雜談小品文》。
○40 周作人:《十竹齋的小擺設》,1935年6月《文飯小品》1卷5期。
○41 后改題《郁岡齋筆麈》收《風雨談》。
○42 周作人:《致江紹原》,1933年3月4日,《魯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2期。
○43 可參看王錫榮《周作人生平疑案》,108-136頁。
○44 周作人:《致鮑耀明》,1964年7月2日,鮑耀明編《1960-1966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335頁。
○45 1952年1月-2月,周作人再次用“仲密”的筆名在《亦報》上連載《魯迅的故家》,此外直到去世,未再見到他使用該筆名發(fā)表文字。
○46 參見楊之華編《文壇史料》,54頁,中華日報社1944年。
○47 常風:《關于周作人》,《黃河》1994年第4期。
○48 周建人:《魯迅和周作人》,《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4期。

 

                                (林分份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原載《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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