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劉靜
1918年，世界革命已經進入新紀元。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即將結束。其時，中國國內政局亂極，軍閥更迭，教育摧殘殆盡。青年們幾至無學可求。以吳玉章、蔡元培和李石曾為首的華法教育會首倡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在北京、上海、保定、蠡縣等地設立了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或預備班，向全國招生。 消息傳到湖南后，1918年8月，為組織湖南新民學會會員和湖南學生去法國勤工儉學，毛澤東會同羅學瓚等十二人由長沙前往北京。
長途的旅程對這些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來說，一開始就是不平坦的。除了旅途上的種種艱辛，到京后困難也不少。首先住處就是一個大難題，來京的幾個人只能各自找尋，如羅學瓚暫居湘潭會館，而毛澤東則借居他在湖南長沙第一師范讀書時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的家中。楊昌濟于1918年春到北京大學任教，住所在鼓樓后豆腐池胡同九號。后來在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現名吉安所左巷）七號（現八號），毛澤東與蔡和森、羅學瓚、陳贊周、羅章龍、蕭子昇、歐陽玉山、熊光楚八人共同租到一間狹小的普通民房，“隆然高炕，大被同眠”[1]。對此，毛澤東曾回憶道：“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2]
但是還有更大的問題，對沒有收入的青年毛澤東來說，北京的開銷太大，而且他還是向朋友們借了錢來首都的，到了北京以后，非馬上就找工作不可。此時，毛澤東的恩師楊昌濟再次幫了他，把這個喜愛的學生介紹給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李大釗讓毛澤東在圖書館做助理員的工作，每月有八塊錢的工資。[3]
不過這絲毫沒有影響年輕的毛澤東對理想的追求。在埃德加·斯諾撰述的《西行漫記》中，毛澤東幾次提到青年時代在物質極其貧乏的年代堅持讀書看報，吸取新知識的經歷。他在長沙師范學校的幾年，總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塊錢，這筆錢里有三分之一花在報紙上，他自己就說過：“我常常在報攤買書、買雜志。我父親責罵我浪費。他說這是把錢揮霍在廢紙上。可是我養(yǎng)成了讀報的習慣，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岡山為止，我從來沒有中斷過閱讀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報。”[4]
毛澤東在北大只是薪資微薄的圖書館助理員，但是卻有了極為難得的讀書看報的機會，他每天到剛剛落成的沙灘紅樓一層西頭靠南三十一號的第二閱覽室即日報閱覽室，登記新到報刊和來閱覽人的姓名，管理十五種中外文報紙。這十五種報紙在當時來說也算是十分全面的了，其中中文報刊是：天津《大公報》、長沙《大公報》、上海《民國日報》、《神州日報》、北京《國民公報》、《惟一日報》、《順天時報》、《甲寅日刊》、《華文日報》、杭州《之江日報》、沈陽《盛京時報》；外文報紙有：北京《導報》（英文）、《支那新報》（日文）兩種、大阪《朝日新聞》。[5]這些中外報刊最大限度的滿足了他讀報的需求，更何況，在紅樓里，并不僅僅只有這15種中外報紙。
毛澤東到北京的時候，也是北京大學破舊立新，逐漸成為新文化運動策源地的興起階段。早在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并以近代資產階級教育制度為藍本，著手改造封建保守的舊北大。蔡元培辦學，主張各種思想“兼容并包”，提倡學術民主，實際上是在封建的思想文化無處不容、無所不包的北大，兼容其他進步思想，并包中西文化。在他主持下，北大除了原有的像劉師培、辜鴻銘等舊派國學大家，還出現一批新派教授，如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劉半農等。1918年北大文科大樓（即紅樓）落成，一時之間，風云會聚，新舊文化在紅樓內展開了激烈的對峙，各種思潮層出不窮，各類學術政治團體紛紛成立，各種政治、學術報刊相繼出現。
當時北大在校學習的，除正式學生外，還有大量旁聽生。當時有不少知識青年，住在紅樓附近的公寓或旅店里。他們到紅樓教室聽課，在紅樓圖書館閱讀，毛澤東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國最高學府聽講學習的機會對青年毛澤東來說，十分難得，因此，他成了以研究新聞學理、增長新聞經驗、以謀新聞事業(yè)之發(fā)展為宗旨的新聞學研究會早期積極會員之一。他經常參加研究會的各項活動，每周聽邵飄萍和徐寶璜等講授的“新聞工作的理論與實踐”。他們以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式講授新聞的定義與價值；報紙的性質與作用；以及采訪、編輯、校對、排版、印刷、發(fā)行等各項業(yè)務知識，對于樂于從事新聞工作的毛澤東來說，這些學習內容都是非常實用的。此外，他還參加了1919年2月19日午后在文科第三十四教室召開的研究會改組大會，他同與會的二十四名會員一起，選舉蔡元培為研究會的會長，徐寶璜為副會長。
同時，毛澤東還參加“哲學研究會”，閱讀和研究了大量的西方資產階級哲學著作，包括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的哲學著作。閱讀，拓寬了他思維的空間，由于中西方觀念如此之豐富，它們有時候互相支撐，有時候互相駁難，這既使毛澤東迷惑，也為之深深吸引。
短短半年的學習對青年毛澤東的影響是巨大的，數年后，他對新聞學研究會仍印象深刻，在這里，他遇到了陳公博、譚平山等同學，特別是他見到了邵飄萍，一個對毛澤東的影響很大的人。邵飄萍，名振青，字飄萍。 “以新聞記者終其身”，是邵飄萍最為堅定的信念。1916年，邵飄萍成為《申報》的特約記者，并創(chuàng)辦了在北方頗具影響的《京報》。1925年，在李大釗和羅章龍的介紹下，他秘密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對共產主義運動作了大量的報道。一年以后邵飄萍以“宣傳赤化”罪名被奉系軍閥殺害。毛澤東對他的評價很高，說“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yōu)良品質的人。”[6]當然，新聞學研究會對他最直接的影響，應該是當毛澤東回到長沙后，于1919年7月14日創(chuàng)刊的《湘江評論》，“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獲得了極大的好評。1919年8月24日的《每周評論》就盛贊《湘江評論》“長處是在議論的一方面……湘江大事述評一欄，記載湖南的新運動，使我們發(fā)生無限樂觀。武人統治之下，能產出我們這樣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7]
在北大紅樓工作期間，毛澤東一面認真工作，勤奮學習，一面完成此次來京的最初的任務——幫助新民學會會員和湖南學生開展赴法勤工儉學活動。此時北大也設立了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蔡元培兼任“華法教育會”會長，積極組織中國學生去法國勤工儉學，李大釗是積極贊助者之一。毛澤東代表湖南學生和他們商議這方面的事情，同時為幫助湖南學生到留法預備班學習四處奔走。此時在北京的新民學會會員共有十二人，“除（羅）章龍在北大文科，（毛）潤之在北大圖書館外，余均在留法預備班（芝圃、和生、星煌在保定班；和森在布里村班；子升、子暲、贊周、焜甫、鼎丞、云熙在北京班）”。[8]羅學瓚就在一封家信中贊揚了毛澤東，“此次在長沙招致同志來此，組織預備班，出力甚多，才智學業(yè)均同學所佩服。”[9]到1919年3月，毛澤東已經送走第一批湖南赴法勤工儉學學生，雖然在辦理過程中“會友所受意外的攻擊和困難實在不少，但到底沒有一個人灰心的。”[10]毛澤東也順利完成了此次到北京的主要任務，在回長沙的路途中，他特意繞道上海，趁機好好游歷了一番。
1918年的北京大學絕對是名人學者薈集的地方，在這里毛澤東見到了許多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以及風云一時的學生領袖們，如傅斯年、羅家倫等。不過對他影響最大的還是李大釗、陳獨秀、胡適這些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毛澤東積極尋找機會與這些進步人物接觸，通過與他們交談不斷吸取新的營養(yǎng)。作為毛澤東直接上司的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既是中國高舉馬克思主義大旗的第一人，也是影響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啟蒙者。毛澤東認為自己“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fā)展。”[11]
當時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也是指引青年毛澤東不斷前進的導師，早在毛澤東還就讀于湖南長沙第一師范的時候，陳獨秀于1915年創(chuàng)刊的《新青年》就深深打動了他。他后來對斯諾說：“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12]在培養(yǎng)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方面，毛澤東認為，“陳獨秀對于我在這方面的興趣也是很有幫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13]
還有就是胡適，毛澤東也主動去拜訪他，“想爭取他支持湖南學生的斗爭”[14]。據《新民學會會務報告》，毛澤東還和新民學會的會員們一起，“曾請蔡孑民、陶孟和、胡適之三先生各談話一次，均在北大文科大樓。談話形式，為會友提出問題請其答復。所談多學術及人生觀各問題。”[15]當然，這些學者名流對毛澤東等年輕人思想上的影響甚于學術上的影響。
這些北京大學的師生們，在毛澤東以后的歲月里，有的成了與他同行的同志，有的成了他革命生涯的對手。也是在北大，毛澤東“遇見而且愛上了楊開慧”，楊開慧是毛澤東以前的倫理學教師楊昌濟的女兒。美好的愛情令年輕的毛澤東對生活的困窘視若無睹，在他眼里看到的是“北方的早春”，在北海還結著堅冰的時候，他看到的是“潔白的梅花盛開”，看到“楊柳倒垂在北海上，枝頭懸掛著晶瑩的冰柱，”想到了唐朝詩人岑參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16]。
困苦的生活環(huán)境磨礪了他的意志，優(yōu)越的學習環(huán)境增長了他的見識。如果說毛澤東在北大還有什么難以忘懷的，就是在北京大學這樣一個人才濟濟的最高學府，青年毛澤東還是一個不顯眼的小人物，與那些意氣風發(fā)的新文化運動的名人之間，似乎還存在著一道若無實有的鴻溝。他自己也說：“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17]
毛澤東就像是“大池塘中的一尾小魚”。近二十年后，在他對往事的回憶中，仍然能感覺到一種揮之不去的怨憤。有一次，他試圖在胡適講演后提一個問題，當他發(fā)現這個提問的人不是學生，而只是圖書館的助理員時，便把他拂到一邊。[18]
在北大受到的冷遇也許令毛澤東終身難忘，但不影響他在北大埋頭吸取當時先進的知識與思想，更不會影響他對理想的追求，與其他受過教育的中國年輕人一樣，青年毛澤東依然在為中國“找尋出路”。
1918年毛澤東從長沙第一師范畢業(yè)的時候，他的思想還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大雜燴。”他甚至“憧憬‘19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但是“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是明確無疑的。”[19]
在北大紅樓工作學習一段時間之后，毛澤東覺得自己“對政治的興趣繼續(xù)增長”，而且“思想越來越激進。”在這個時候他的思想還是混亂的，因為他讀了一些關于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又常常和一個名叫朱謙之的學生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因此在那個時候，毛澤東還是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20]
那時候，無政府主義思想被正在巴黎和東京的中國人小組接收并發(fā)展。在校長蔡元培的影響下，北京大學成為無政府主義者活動的重要中心。對毛澤東而言，馬克思主義不是他最初的選擇，而無政府主義反而是一個有前景的新發(fā)現。他為無政府主義所誘惑，是因為它像他那一代的所有人一樣，要打碎舊社會加在每個人身上的枷鎖。[21]在1918年，盡管李大釗發(fā)表了幾篇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文章，但是還沒有一本可以看的馬克思或列寧著作的中文譯本。當時正是中國的政治思想舞臺上發(fā)生極其猛烈的變革的時期，即使博學的成熟的學者也往往在幾個月內就改變觀點。因此，一個初次接觸首都生活的外地年輕人，在思想上同時朝著幾個方向迅速發(fā)展，是不足為奇的。
此外，還有一些史料顯示，1918年剛從師范學校畢業(yè)的毛澤東對于自己今后奮斗的目標仍在教育事業(yè)，教育救國思想仍是他思想體系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他給羅學瓚關于赴法勤工儉學籌款的明信片中也不忘提醒羅學瓚從事教育事業(yè)，他認為羅從事工藝“不如從事教育之有大益處，性質長，此一也，可使研究與性相近之學，如文科等，二也，育才作會務之后盾，三也。” [22]據民國九年（1920年）十月至十年（1921年）十一月調查的《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終身志業(yè)調查表》，當時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們大多希望從事教育事業(yè)，調查表中共調查六十二人，希望從事教育事業(yè)的就有四十一人，其中就包括毛澤東，他在“終身欲研究之學術”一欄中填寫的是“教育學”，在“終身欲從事之事業(yè)”中寫的是“教育事業(yè)”，而“將來終身維持生活之方法”一欄中更以“教育事業(yè)之月薪酬報”及“文字稿費”作為今后生活之來源。[23]
可以看出至少在填表的1920年至1921年間，毛澤東還是以教育救國作為其今后奮斗的目標，但是有意思的是在備注一欄，他寫到“所志愿之事業(yè)現時還只是著手預備，預備三年或四年后個人須赴國外求學至少五年，地點在俄，后再回國從事所欲辦之事業(yè)。”[24]可見此時毛澤東仍希望像他的伙伴們一樣出國留學，不過他希望去的不是法國，而是經過十月革命的俄國。可以看出他對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實踐非常感興趣，希望能親自去俄國學習。
雖然毛澤東在離開北大回長沙的時候還沒有明確傾向馬克思主義，但是他在北大的時期正是五四運動的前夜，新文化運動蓬勃發(fā)展的時期，也是毛澤東的思想將變未變之際。陳獨秀、李大釗等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先驅，對他的影響是巨大的，直接啟蒙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信仰。他受陳獨秀的影響很深，因陳是他多年來在文學方面的崇拜對象，又因為陳不妥協地擁護一切不受束縛的、充滿活力的新興事物，能夠滿足他渴求解放的同一愿望。他在“李大釗手下”向著馬克思主義方向發(fā)展，不僅因為李是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的創(chuàng)始人，毛澤東從李那里擴大了這方面的知識，還因為他同李非常相象，也是滿懷熱情地獻身于使中國成為一個偉大國家的事業(yè)。[25]
青年毛澤東轉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則是他第二次到北京的時候，1919年底，毛澤東因為湖南省開展的驅張運動再次到北京，雖然沒有在北大校內工作，但他的活動許多卻是在北大校內進行，或是與北大有密切關系。當時“北大公社”成員鄧中夏、何孟雄、羅章龍等辦了一個“亢慕義齋（共產主義小組）”，收藏了許多俄國革命的新書，毛澤東常去那里看書。[26]對此，他回憶道：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歸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零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27]
1918年9月到1920年4月，毛澤東兩度來京，在北大紅樓度過了半年多的時光，并與北大的進步人士保持聯系，雖然時間并不長，但是這段經歷對他卻是極為重要的，對年輕的毛澤東來說，在北大紅樓既是向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人物學習，又是對他自己的一種激勵，而對馬克思主義及中國馬克思主義先驅的認識和接觸更影響了他的一生。
--------------------------------------------------------------------------------
[1] 《新民學會會務報告》，《五四時期的社團》577頁，三聯書店1979年4月版
[2] 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128頁，三聯書店1979年12月版
[3] 見1919年2月份《北大職員薪金底冊》，北京大學檔案館藏。
[4] 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126頁，三聯書店1979年12月版
[5] 蕭超然《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14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6] 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127頁，三聯書店1979年12月版
[7] 《每周評論》1919年8月24日
[8] 《新民學會會務報告》，《五四時期的社團》577頁，三聯書店1979年4月版
[9] 《記新民學會的三個會員》，《湖南革命烈士傳》102頁，湖南通俗讀物出版社
[10] 《新民學會會務報告》，《五四時期的社團》577頁，三聯書店1979年4月版
[11] 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132頁，三聯書店1979年12月版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新民學會會務報告》，《五四時期的社團》577頁，三聯書店1979年4月版
[16] 同上
[17] 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127頁，三聯書店1979年12月版
[18] （美）斯圖爾特·施拉姆《毛澤東》27頁，紅旗出版社1987年12月
[19] 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125頁，三聯書店1979年12月版
[20] 同上
[21] （美）斯圖爾特·施拉姆《毛澤東》29頁，紅旗出版社1987年12月
[22] 毛澤東給羅學瓚的明信片，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23] 《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調查表》，《五四時期的社團》508頁，三聯書店1979年4月版
[24] 同上
[25] （美）斯圖爾特·施拉姆《毛澤東》29頁，紅旗出版社1987年12月
[26] 蕭超然《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14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27] 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131頁，三聯書店1979年12月版
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