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紅樓何時成為文法學院
發(fā)布日期：2011-07-28 瀏覽數(s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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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田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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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9月，北大紅樓建成于漢花園（今五四大街29號），成為北大文科、校部和圖書館所在地，稱為第一院。隨著北京大學學校規(guī)模的擴大、學生數(shù)量的增多，一院紅樓建筑不適宜繼續(xù)用作圖書館，學生宿舍也嚴重缺乏。面對此種情形，繼任校長蔣夢麟開始實施校舍擴充計劃，同時進行了大學改革，實行學院制，于是，圖書館搬出紅樓，法學院遷至此，紅樓遂成為文法學院的所在地，直至20世紀五十年代北大整個校址遷往燕園。本文利用相關史料論述了這一轉變經過，人們可以從中管窺蔣夢麟時期北京大學的發(fā)展變化。
一、復校后北大校舍狀況
進入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軍閥割據和混戰(zhàn)加劇，北京大學在黑暗而動蕩的形勢中艱難度日。雪上加霜的是，預示著北京軍閥政府對知識階級以及人民恐怖時代到來的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fā)生后，北大教授日漸星散，多數(shù)南行。至1929年，國內局勢又發(fā)生重大變化。先是奉系軍閥張作霖于1926年12月底入主北京，緊接著南京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北京教育界更深受其害，北京大學久為眾矢之的，遭遇空前不幸，三年之內五次改制易名[1]。1929年8月，持續(xù)近一年的北大師生復校運動終于告成，由陳大齊代理校務，內部組織恢復1927年8月之前之舊貌。1930年12月4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蔣夢麟出任北京大學校長。
經過連年的軍閥混戰(zhàn)與數(shù)次政治變遷，此時復校后的北京大學受經費積欠及其它不安定之影響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處于風雨飄搖之中。教學秩序極其混亂，科學研究工作幾乎停頓。學生自由散漫，教授大量流失，還在職的教授們一身而兼數(shù)課者，比比皆是，嚴重影響了教學質量。學校經費枯竭，十之七八的經費都用于支付教職員工的薪水，無力添置書刊資料及儀器設備，更不用說擴充校舍了。而北京大學校舍的現(xiàn)實情況是嚴重不敷使用，突出表現(xiàn)在校圖書館簡陋與學生宿舍付缺如。
北京大學圖書館初設于該校第二院之后院，1918年10月遷至第一院紅樓第一層。紅樓初建時并非為圖書館而設計，一切設備均不合用，所以蔡元培主校時，與蔣夢麟總務長、胡適教授等人曾積極謀劃興建新圖書館，但限于時局動蕩下建筑經費難以籌措而未克實現(xiàn)。隨著北大規(guī)模擴大，圖書館日漸的發(fā)展，紅樓建筑不適宜用作圖書館的缺陷愈益顯露，至二十年代末，北大圖書館設備不齊全、局促的環(huán)境等不利條件在制約著學校教學與科研的發(fā)展，建筑新圖書館實為急不容緩之事。
位于紅樓一層的圖書館里天天鬧人滿為患，狹小的房屋不便于陳列和查閱，學生們上下課都要經過一層，發(fā)出的足聲則容易分散閱書者的注意力。由于紅樓一層空間有限，無法容納數(shù)十萬卷的北大藏書，不得不在第二院、第三院加設兩個閱覽室，分別存放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書籍[2]，給師生借閱圖書帶來了極大不便。一位署名“之季”的學生在其為學校“整頓現(xiàn)狀，充實內容”所撰寫的《由歡迎蔣校長說到我們第一步的希望》文章中就發(fā)出如此感慨：“硬生地把圖書三分了！其實彼此都是銜接的，哪里可以割裂，例如社會學那真不如放到三院好還是放到一院好。”[3]不盡人意的館舍條件也間接造成了大量館藏圖書散失。自“京師大學校”時期以來，北大圖書散失非常嚴重，傅斯年就因在北平小書攤上常看到賣北大圖書館的書致函蔣夢麟，詢問究竟。對此，于民國十八年度擔任過北大圖書委員會委員的周作人向他分析了原因：正是在于我校圖書館條件差，使得教員、學生不愿去那里看書以致大量外借，在傳借中遺失。他同時提出治標的辦法，就是“增加刊物，擴充地盤，這才辦得好，這才能夠使大家去多看書，少借書”。[4]另外，紅樓建筑屬磚木結構，多系木料，本身就存在安全隱患。一但不慎引起火災，為值甚巨的館藏書籍便將付之一炬，損失之大，何堪設想。1921年與1924年紅樓內兩次失火已向每一位北大人發(fā)出了警示。在北大復校后迎來的建校三十一周年校慶紀念活動中，學校對在校學生進行了民意心理測驗。測驗單里邊設有“北大最大的缺點是什么”的題目，統(tǒng)計結果表明，選擇“無大規(guī)模圖書館”的人數(shù)居第一位，占到了回答該題總人數(shù)的四分之一以上。可見改善館舍環(huán)境成為全校一致之呼聲。
增建學生宿舍則是全校的另一共同愿望與要求。老北大可不像如今的北京大學擁有集中的學生宿舍區(qū)，從京師大學堂時代發(fā)展到二十年代末，北大學生宿舍分散在三院周圍，共有五處，稱作“五齋”。[5]分散住宿的情形本已令學生感到不便，更糟的確是，伴隨學生人數(shù)的增多，學校連這樣的宿舍床位也不敷分配，一時又無法解決，只能讓相當一部分學生居校外民房或公寓，那里屋宇污穢，空氣惡濁，人聲嘈雜，根本不是讀書鉆研和生活之所。復校后，那些備受住公寓或民房之痛苦的學生立即組成“要求增加宿舍會”，向學校情愿，他們表示不達到有宿舍住的目的，決不停止奮斗。1931年2月6日，學生會向蔣校長呈遞了關于改進校務的《學生會建議書》，書中所提建議達十五條之多，第一條便是催促學校盡快添置學生宿舍，并列出四點頗具說服力的理由。據學生會統(tǒng)計，目前“我校同學共有一千二百三十人，而住校者僅七百十三人，不得住校者尚有五百十七人。”[6]
二、蔣夢麟擴充校舍計劃及應急措施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解決校舍問題是蔣夢麟回長北大后所面臨的當務之急與大勢所趨。而且，全校師生把校舍問題的解決寄予在他身上，這不僅是因為他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長，并協(xié)助蔡元培革新北大，后又擔任過浙江省教育廳長、浙大校長及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等職，極富社會資本和管理能力，更重要的在于，與蔣夢麟北上就職的同時，一筆數(shù)額可觀的款項即將注入北大。它可為北大革新提供物質上的保障，是幫助北大走出困境，重新振興的關鍵。此款項即由熱心北大事務的胡適、傅斯年等人為消除蔣夢麟出任北大校長的顧慮，而幾經周折爭取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7]支持的“合作研究特款”，其初步補助案在1931年1月9日中基會第五次常會上被與會董事一致通過，即“自民國二十年度起，由基金會每年提出國幣二十萬元，贈與國立北京大學，以五年為期”，用于“設立北大研究教授，擴充北大圖書儀器及他種相應的設配，設立北大助學金及獎學金。”[8]
以五年為期的一百萬元“合款”補助[9]使改革北大的經濟基礎得以穩(wěn)固，解決了蔣夢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后顧之憂，令全校上下為之歡欣鼓舞。于是，他決心中興北大，自言要用三個月的時間來觀察實際情況，來發(fā)現(xiàn)問題，上任伊始便籌備起了在學校行政組織與教學制度、師資陣容、設備與課程等方面對北大進行改革與整頓。身為教育學者的蔣夢麟視良好的教學條件為高校發(fā)展的第一要工具，早年就與其他北大同仁為此努力過，所以此時面對方方面面的呼吁，他更是決心將擴充校舍作為北大改革中的一個重要方面。
首先，蔣夢麟將學校醞釀已久擬買松公府校址的事落實下來。在現(xiàn)有經費仍很困難的條件下，他不惜以私人關系向銀行舉債，于1931年2月13日花費七萬四千元購置了紅樓以北偏西、廣袤約百畝松公府的全部房地。其實，紅樓背后的操場空地亦屬于松公府。民國二十二年度《國立北京大學一覽》中的“校舍沿革”部分對此有明確記載：1918年2月紅樓由宿舍改為文科教室，“教室之北，為松公府空地，向其租得一部分以作操場”。松公府，即一等忠勇公府，是前清乾隆孝賢純皇后弟弟傅恒的賜宅，位置在今沙灘北街（民國時稱松公府夾道）。學校擁有了這塊基址，就可建筑圖書館、各科科學館、體育館、大禮堂及學生宿舍或在松公府建筑教室，建成后把一院紅樓充作宿舍，并開辟“大學路”貫通僅隔幾條短街的漢花園第一院與景山東街第二院（在今沙灘后街55號）及新建筑，形成一整個的大學區(qū)域。這是蔣夢麟的打算，同時他也深知，雖然下學年度中基會資金就可領得，可它不是主要用于擴充學校的建筑設備，且興建校舍所需的建筑費數(shù)目不小，須經過一段時期的積累，所以上述校舍擴充計劃目前尚無法進行，但考慮到下學年開學新生住宿肯定是無法解決的，老生住宿問題不能再拖延下去，必須在圖書館與學生宿舍問題上對全校師生有所交待。1931年5月，蔣夢麟與校行政會議就此事籌商出了一個權宜之計，決定“自下學年起，以松公府舊房，稍加修葺，暫充圖書閱覽室，將一院圖書移此，一院圖書室充法學院教室，而以三院改充宿舍，暑假期內可修理竣事，大約可容兩百余人”。學校的此項校舍應急措施很快便經學生會公布在是年5月28日的《北京大學日刊》第二版上。[10]
三、紅樓成為文法學院
如前所述，蔣夢麟上任伊始就計劃對北大實行全方面的革新。關于北大學制改革，1931年1月30日，他在胡適家中著重談了他的想法，決定采用院長制。胡適認為“此是一大進步”，甚表支持。[11]遂經3月26日學校第五次評議會通過，秉承蔡元培校長民主治校理念，蔣夢麟從4月1日起開始遵照國民政府于1929年7月26日公布的《大學組織法》和同年8月14日公布的《大學規(guī)程》正式籌備學校組織方面的改革，“增設文、理、法三學院”首當其沖成為其初步北大組織改革計劃的主要內容。3月31日天津《大公報》第四版還以“北大改變組織，文理法三科改組為院”的標題就此作了簡要報道。
1931年7月，《國立北京大學行政組織系統(tǒng)草案》擬定，8月在全校試行開來。《草案》對北大學制方面的調整為：廢除原有的學系制，改文、理、法三科為文、理、法三學院，實行學院制，全校共設14個學系。各學院各置院長一人，由校長就教授中聘任；各學系各置主任一人，由院長商請校長就本系教授中聘任。各院有院務會議，各系有系務會議，審查及計劃院務與教學事宜。[12]原屬各院的事務和教務統(tǒng)歸事務處和教務處負責，改變了過去教授兼任事務的制度，貫徹了蔣夢麟上任初始所提出的“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16字辦學方針，有利于學術與事務的明顯劃分，使得曾遭軍閥踐踏的北大學風有了很好的恢復。
這樣北大第一、二、三院便有了新名稱，分別為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與此同時，圖書館和法學院遷址的計劃措施也著手執(zhí)行。具體負責北大圖書館搬遷工作的是于3月以史學系教授身份就任圖書館長的毛子水，他上任后立即針對亟待解決的館舍落伍問題向蔣夢麟獻計獻策，圖書館暫遷入松公府的臨時方案從形成到最后通過與他的積極努力是分不開的。1931年暑假（7月1日至9月8日）北大圖書館由紅樓遷出進住新購買的松公府前部，法學院則從北河沿第三院（今北河沿大街147號）遷至紅樓一層。至于二者搬遷的詳細經過現(xiàn)已無從考證，只知，這期間未離校的學生響應學生會號召參與了圖書整理工作。1931年9月9日開學，一院紅樓正式成為文法學院所在地，因而整個二十世 紀三十年代除第一院大樓的叫法外，紅樓亦被稱作文法學院大樓，這可從主要登載那一段時期北大行政及學術消息的校刊《北京大學日刊》及《北京大學周刊》上得到查證。
目睹北大校舍變動，尤其是“把第一院囚室般的圖書館閱覽室遷移至松公府新館，學生們莫不笑逐顏開，認為是北大未來的光明”，[13] 而他們所真正期待的“北大未來光明”終于在1935年秋季以后相繼來到。那就是學校經過三年努力，利用中基會補助余款和全校教職工及北大畢業(yè)生的捐助，在紅樓身后拔地而起了三大建筑，“一個容量相當大的圖書館，一個很實用的地質館，以及一所漂亮的學生宿舍”，均為當時全國各大學中難得見到的一流建筑設備。同時，計劃擴建的大學路也隨之筑成。它成十字形，橫路自北河沿經過北大操場、圖書館前，直至景山東街以地質館為最西之尖端，縱路即將東齋門外馬神廟小馬路加寬建筑，并向北延長。全路用石子鋪填，把北大沙灘校區(qū)連成一片，解放戰(zhàn)爭時期就讀北大的老校友回憶當年經常稱道的“北大沙灘區(qū)”就在這時初顯輪廓。
[1] 國立北京大學五次易名為：
① 京師大學文科、理科、法科第二院（1927年8月—1928年6月）
② 中華大學（1928年6月—1928年9月）
③ 國立北平大學文、理、法三學院（1928年9月—1929年3月）
④ 國立北平大學北大學院（1929年3月—1929年8月）
⑤ 恢復國立北京大學原名（1929年8月）
[2] 《北大圖書部月刊》發(fā)刊詞，民國十八年第一卷第一期。
[3] 《北京大學日刊》，民國二十年一月十四日，第二五三一號。
[4] 《函牘：與傅孟真談圖書館事書》，《北京大學日刊》，民國二十年三月六日，第二五七五號。
[5] 復校后的北大共有學生宿舍五處，分別是西齋第一宿舍（建于1904年，位于馬神廟景山東街西口，今沙灘后街59號，約容三百余人）；東齋第二宿舍（在一院紅樓的西北邊，光緒末年建成，約有房間一百五十四間，能容兩百余人。）；三齋第三宿舍，（位于紅樓迤南約一里東華門內的北河沿路西，約容一百余人）；四齋（嵩祝寺后椅子胡同）；五齋（地處松公府夾道，居于二院和西齋之間，今沙灘后街57號），為女生宿舍。在隨后幾年里，北大第三院改成了宿舍，五齋遷至北大第二院西南角，三齋被取消。
[6] 《北京大學日刊》，民國二十年二月十七日，第二五六0號。
[7] 該會簡稱“中基會”，1924年9月在北京成立，是負責保管、分配和監(jiān)督使用美國第二次“退還”的庚子賠款的科學文化機構。其宗旨為“使用該款于促進中國教育及文化事業(yè)”，所以自成立后，對民國教育的發(fā)展產生了相當影響。
[8]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第12、95頁。
[9] 此項資助計劃在1934年作了調整，改為中基會每年撥10萬元，而期限由原來的五年延長到七年。
[10] 《學生會通告》，《北京大學日刊》，民國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第二六三九號；《北京大學行政之新計劃》，《京報》，民國二十年八月三日。
[11] 《胡適日記全編》第六卷，第51頁。
[12] 《北京大學日刊》，民國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第二六七六號、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十七日，第二八六一號。
[13] 青光:《我對于北大圖書館的一點意見》，《北大新聞》，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二十日，第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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