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振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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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1月18日，魯迅作《<大云寺彌勒重閣碑>校記》：“大云寺彌勒重閣碑，唐天授三年立，在山西猗氏縣仁壽寺。全文見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胡氏言，今拓本多磨泐，故所錄全文頗有闕誤，首一行書撰人尤甚。余于乙卯春從長安買得新拓本，殊不然，以校《叢編》，為補正二十余所，疑碑本未泐，胡氏所得拓本惡耳。其末三行泐失甚多，今亦不復(fù)寫出。” 本篇據(jù)手稿編入《集外集拾遺補編》。魯迅釋文手稿前署：“乙卯十一月十八日以精拓本校”。“乙卯”即1915年。此篇魯迅手稿及魯迅據(jù)“大云寺彌勒重閣碑”拓片整理的校文手稿現(xiàn)存國家圖書館，從未出版。
魯迅博物館館藏碑帖拓片目錄中關(guān)于大云寺的有 “大云寺嘉運法師影塔之銘”、“大云寺重閣記”兩種：
第一種“大云寺嘉運法師影塔之銘”全稱“大唐相州安陽縣大云寺故大德靈慧法師影塔之銘并序”，立于唐開元五年(717)，碑在河南安陽，據(jù)1916年7月16日魯迅日記：“午后往留黎廠買大云寺石刻拓本一分，大小十枚”。從購買時間上看，此拓片非魯迅所校“大云寺彌勒重閣碑”。
第二種“大云寺重閣記”立于唐天授三年（692），碑在山西運城。此“大云寺重閣記”即“大云寺彌勒重閣碑”。查魯迅日記及書帳，并無購買此拓片記錄。魯迅校記中所據(jù)“精拓本”指文中“于乙卯春從長安買得新拓本”。再查魯迅1915年5月10日日記載：“午后楊莘耜交來向西安所買帖，內(nèi)有季上、季巿者，便各分與，自得十種，直約二元。”楊莘耜即楊莘士（1883——1973），名乃康，字莘耜，又作莘士，浙江吳興人。曾與魯迅同事浙江兩級師范學堂，又是在教育部工作的同事。因常被派往外地視察教育狀況，曾多次為魯迅代購碑帖、古錢等。楊從陜西西安給魯迅代購或贈送碑拓本，唯有此次未注碑拓名稱，如果魯迅沒有漏記，此“精拓本”即是五月十日所得無疑，是“自得十種”之一。這是魯迅購買“大云寺彌勒重閣碑”拓片的確切時間。
魯迅購買《山右石刻叢編》的時間是在1915年11月6日，據(jù)魯迅這天的日記：“午后往留黎廠買……《山右石刻叢編》一部廿四冊，六元。”《山右石刻叢編》，清胡聘之著。胡聘之(1840——1912),字蘄生、萃臣,號景伊。湖北天門竟陵鎮(zhèn)人。曾授翰林院編修,1891年出任山西布政使。《山右石刻叢編》為山西省收錄最多、著錄最詳、考證最精的石刻學著作,極具史料價值和學術(shù)價值。收錄山西北魏至元的碑文720通,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至二十七年（1901）刻本，四十卷二十四冊，魯迅所購此書第一冊有“周樹所藏”印，魯迅所藏為此書的初版本。現(xiàn)存北京魯迅博物館。
綜上所述，魯迅于1915年5月10日購買了“大云寺彌勒重閣碑”，同年11月6日購買了《山右石刻叢編》一部，18日寫出《校記》，可見魯迅對《山右石刻叢編》的校勘工作是在這十二天內(nèi)完成的，《校記》補正了該書二十多處錯訛，并指出錯誤出在胡聘之所據(jù)拓本“惡耳”。
大云寺始建于唐代。唐光宅元年（684）二月，武則天臨朝稱制，自專朝政。《舊唐書·本紀第六·則天皇后》中記載：“有沙門十人偽撰《大云經(jīng)》，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頒于天下，令諸州各置大云寺，總度僧千人。”武后載初元年（690），武則天授意僧人懷義、法明等撰《大云經(jīng)》四卷，中有“彌勒下生作女王，威伏天下”等語，即是說將有佛化作女王降生于人世，統(tǒng)治天下，為武則天稱王做輿論準備。就在這年，武則天改唐為周，做了中國第一個女皇帝，后詔令長安、洛陽及各州修大云寺，講解《大云經(jīng)》，提升佛教的地位。15年后，其子唐中宗李顯登基復(fù)唐，下詔令毀掉大云寺，全國的大云寺又多被毀掉或改名。現(xiàn)陜西商洛、河南洛陽、山西臨汾、甘肅武威、山東肥城等地都存有大云寺遺址。魯迅《<大云寺彌勒重閣碑>校記》中的大云寺，在山西運城猗氏縣，后改稱仁壽寺。猗氏縣位于山西西南部，系由古臨晉、猗氏縣兩縣合并而成，即今臨猗縣。“大云寺彌勒重閣碑”現(xiàn)在山西省博物館。
清中期之后，由于碑學的盛興，文人學者竭力搜求歷代碑帖拓片進行學術(shù)研究，魯迅也曾多次托人搜集碑帖及漢畫像等拓片，并購買了大量的金石學著作，魯迅在這個領(lǐng)域的收藏至今也是屈指可數(shù)的大家。而魯迅所作的這方面的工作現(xiàn)在有許多還沒有出版過，比如魯迅《金石萃編》校文手稿共九十九頁，現(xiàn)仍存國家圖書館。魯迅花大精力去抄碑校碑，購買碑帖拓片，其目的不僅是保護文化遺存，或逃離現(xiàn)實，做學問和研究是魯迅的本來目的。周作人曾回憶，“在民國九年給《新青年》寫稿之前，他所忙著寫的差不多就是碑文或是碑目。這是什么緣故呢？因為他最初抄碑雖是別有目的，但是抄下去他也發(fā)生了一種校勘的興趣，這興趣便持續(xù)了好幾年，后來才被創(chuàng)作和批評的興趣替代了去。他抄了碑文，拿來和王蘭泉[即王昶]的《金石萃編》對比，看出書上錯誤的很多，于是他立意要來精密的寫成一個可信的定本。（周作人：《魯迅的故家•補樹書屋舊事》）”《山右石刻叢編》實際上是由胡聘之主編，并主持刊刻成書，在書的編后序中有說明此書“成于眾手”。唐碑歷經(jīng)1000多年，漫漶殘損是很正常的，魯迅所得拓片應(yīng)是民國時期所拓，而《山右石刻叢編》中所收“大云寺彌勒重閣碑”所據(jù)至少為清代所拓，按說清拓早于民國拓應(yīng)該更好才對，但經(jīng)拓工、校抄、刊刻諸多因素都會致使錯漏。魯迅對“大云寺彌勒重閣碑”的校勘是對該碑整理的最高成果，說明魯迅在碑學領(lǐng)域的深厚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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