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曉靜
提起陶元慶，人們自然會想到他1925年創(chuàng)作的，被魯迅選定并稱之為“大紅袍”的《故鄉(xiāng)》封面，涉及有關(guān)現(xiàn)代書籍裝幀的書籍和文章，無不提到它，這一封面畫已經(jīng)成為中國書籍裝幀史上的一個經(jīng)典之作。
陶元慶（1893—1929），字璇卿，浙江紹興陶堰鎮(zhèn)人，美術(shù)家、裝幀藝術(shù)家。
他一生究竟創(chuàng)作了多少作品已無人知曉。身后作品，據(jù)許欽文1929年8月10日寫的“整理陶元慶氏遺作告一段落以后”一文得知：“正式作品三十六幅，參考品五十三幅。計自然畫三十八幅，書面三十六，國畫八幅，未成品七幅。” 陶元慶去世后，它們被保存在杭州元慶紀念堂，也即許欽文的住處。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這些作品和中國人民一樣，遭遇不幸，全部被洗劫一空。 “大紅袍”也未能幸免于難。
“大紅袍”的出品有著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許欽文在《魯迅與陶元慶》一文中作了生動的描述。一天晚上，許欽文和陶元慶到北京天橋去看戲，“演的是古裝戲，劇中人多半穿著單色的青衣、綠衫或者大紅袍。看完戲，已是半夜，元慶躺在床上，一夜沒有睡熟，搖動著兩腳咿咿唔唔地吟詩。” 許欽文知道他來了靈感，并為之構(gòu)思，不敢去打擾他。第二天一早，陶元慶“起身就作畫，沒有盥洗，也沒有吃點心。直到傍晚，《大紅袍》就畫好了。”他又把這件作品裝入畫框，并雙手捧著畫框“側(cè)著臉，這樣看，那樣看，擎遠點看，逼近點看，也倒豎著看，”自己滿意后，又拿給許欽文征求意見，許欽文看后，驚喜地稱贊到“很好！”陶元慶聽后，更是高興不已。之后，許欽文在和魯迅的一次閑聊中，把陶元慶創(chuàng)作“大紅袍”的經(jīng)歷和過程講給了魯迅，魯迅聽后，非常感動。
1925年3月19日，陶元慶的繪畫在北京西四帝王廟中華教育改進社舉行，共展出水彩、油畫等作品23幅，這一展覽的成功舉辦，得到了魯迅的鼎立幫助，就在19日這一天，魯迅曾先后兩次親臨展覽會觀看，每次都在“大紅袍”和“農(nóng)女”前長久佇立。不久魯迅就囑許欽文：“璇卿的那幅《大紅袍》，我已親眼看見過了，有力量；對照強烈，仍然調(diào)和，鮮明。握劍的姿態(tài)很醒目！”“這幅難得的畫，應(yīng)該好好地保存。欽文，我打算把你寫的小說結(jié)集起來，編成一本書，定名《故鄉(xiāng)》，就把《大紅袍》用作《故鄉(xiāng)》的封面，這樣，也就把《大紅袍》做成印刷品，保存起來了。”“而且要趕快做！” 因了魯迅，這幅書籍裝幀史上的經(jīng)典之作“大紅袍”才能流傳至今。魯迅珍藏了一本《故鄉(xiāng)》和四張“大紅袍”印刷品，其中有一張是為《故鄉(xiāng)》而印制的，上面有封面和書脊，27.5*19.5；另三張是作品“大紅袍”，畫的左下方是畫名，右下方是畫家的名字，13.5*19.5，現(xiàn)完好地保存在北京魯迅博物館。
魯迅還曾寫信給陶元慶，告訴他：“有個德國的美術(shù)家叫做Ecked的也說《大紅袍》很好，劍的部分最好。” 陶元慶創(chuàng)作這幅畫的素材據(jù)他自己說是“那半仰著臉的姿態(tài)，當初得自紹興戲的《女吊》，那本是個‘恐怖美’的表現(xiàn)，去其病態(tài)因素，基本上保持原有的神情：悲苦、憤怒、堅強。藏藍衫、紅袍和高底靴是古裝戲中常見的。握劍的姿勢采自京戲的武生，加以變化，統(tǒng)一表現(xiàn)就是了。”
陶元慶和許欽文是一對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們即是同學(xué)又是同事，還在一個寢室中生活學(xué)習(xí)過。1924年，許欽文把陶元慶介紹給了魯迅，從此，陶元慶和魯迅開始了長達五年的合作。我國印制新文藝書籍，以圖案做封面，是由陶元慶為魯迅譯的《苦悶的象征》封面設(shè)計開始的，這以后還為魯迅的《出了象牙之塔》、《彷徨》、《墳》、《朝花夕拾》、《唐宋傳奇集》、等譯著和著作設(shè)計了封面，同時還給許欽文的小說集《趙先生的煩惱》、《毛線襪及其他》、《回家》、《鼻涕阿二》、《仿佛如此》、《若有其事》、《胡蝶》、《幻想的殘象》、《一壇酒》，李霽野翻譯的《往星中》、《黑假面人》，董秋芳翻譯的俄國小說《爭自由的波浪》等書作封面畫，這些書魯迅都很好的珍藏著，現(xiàn)保存在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和陶元慶成為了設(shè)計中國書籍封面畫的拓荒者。魯迅曾在《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我所要說的幾句話》中稱贊陶元慶“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來寫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國向來的靈魂——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虛，則就是：民族性。”
1927年12月，陶元慶的繪畫在上海江灣立達學(xué)園美術(shù)館再次展出，魯迅又前往觀看并為《立達學(xué)園美術(shù)院西畫系第二屆繪畫展覽會——陶元慶的出品》寫序《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我所要說的幾句話》。此書共收入了陶元慶的八幅畫，其中就有《大紅袍》，和這本書一起出版的還有以陶元慶的畫為內(nèi)容的八張美術(shù)明信片，它們是大紅袍、一瞥、落紅、車窗外、燒剩的應(yīng)天塔、墓地、新婦。1928年5月7日、6月1日，陶元慶親自上門把書和美術(shù)明信片贈予魯迅。一年后，陶元慶因患傷寒癥病逝于杭州，年僅36歲。魯迅聞其噩耗痛惜不已，他非常想把陶元慶的畫拿到國外印刷出版，但終未能實現(xiàn)，為了寄托哀思紀念這位封面設(shè)計家，魯迅捐款三百元，托許欽文在西湖畔購地三分，為陶元慶筑墳園——元慶園墓。算是給他在西湖邊上留了個紀念品。
1930年11月19日，魯迅在給崔真吾的信中寫到“能教圖案畫的，中國現(xiàn)在恐怕沒有一個，自陶元慶死后，杭州美術(shù)學(xué)院就只好請日本人了。” 1931年8月14日的深夜，魯迅重又把陶元慶的書和美術(shù)明信片拿出來欣賞，并在其中的一冊書和一套明信片的封套上分別寫下了對死者的思念之情，書中扉頁上寫道“此璇卿當時手訂見贈之本也，倏忽已踰三載，而作者亦久已永眠于湖濱，草露易晞留此為念嗚呼！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四夜，魯迅記于上海 ”。這本書是1928年由上海北新書局影印，初版本。該書是陶元慶在上海立達學(xué)園美術(shù)院西畫系畫展上的作品選集，共收入大紅袍、一瞥、落紅、車窗外、賣輕氣球者、靜物、女神、新婦八幅畫。書中刊載有四篇序，即魯迅的《當陶元慶的繪畫展覽時我所要說的幾句話》、豐子愷的《我對于陶元慶的繪畫的感想》、錢君匋的《陶元慶的繪畫》、荷郎的《看了立達新華及劉海粟個人展覽會后》；魯迅在明信片《元慶的畫》的封套上寫道“此璇卿在日手自選定見贈者，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四夜，極篋見之因內(nèi)于冊 迅記”。一件中國書籍裝幀史上的經(jīng)典之作就這樣以封面和明信片的形式流傳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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