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是北京大學資深教授，上世紀80年代以來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他對20世紀中國思想、文學和社會的研究，特別是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與精神的考察，對20世紀經驗的總結和反思，受到了海內外的高度重視。《我的精神自傳》是他做知識分子研究的一個階段性成果。他以自己為研究對象，對70年代末至今中國文化界所面臨的問題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反思。他以魯迅為自己的精神資源，持續(xù)進行著自己的社會批判，并表達著自己的現(xiàn)實關懷。
將苦難轉化成精神資源
張弘：《我的精神自傳》中，你強調要將苦難轉化成一種精神資源，這應該是很多知識分子的愿望，但是對于經歷者來說要有較強的反思能力，而相當一批人未必具有。
錢理群：這個問題有幾個層面。首先，存不存在苦難？這是一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拒絕遺忘，歷史是有光明的，但是也有黑暗和苦難，現(xiàn)在的問題是，黑暗和苦難被遮蔽了，所以我們要談。另一個層面的問題是，記憶本來有一個特點，叫做避重就輕。大部分人都不愛回憶苦難，愛回憶美好的東西。這是人之常情。我們總不能讓大家總是沉浸在痛苦的回憶當中——那既不現(xiàn)實，也沒有必要。但是，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是不同的。他有責任，否則歷史就會被遺忘了。如果歷史被遺忘有兩個層面的問題。首先，歷史的經驗教訓不能吸取，歷史有可能重演。另外，在每一個苦難發(fā)生的時候，總有一些人在當時就出來反抗。他們是中國真正的脊梁，是真正的民族希望所在。所以，我們講苦難，不完全是一個消極的概念。
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傳承歷史的優(yōu)秀遺產，這個使命應當由知識分子來承擔。我們不能總停留在義憤、控訴和痛苦當中，而應該把它提煉出來，升華成我所說的精神資源。我要講的這段歷史，現(xiàn)在的年輕人未必有興趣。但是，人們總有一天會回到這個歷史上來。不要等到后人需要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我們什么也沒有給他們留下來。那我們就對不起后人——這是我寫《我的精神自傳》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個書也是給現(xiàn)在愿意思考中國問題的年輕人看的。因為在很大程度上，我們那一代所面對的問題，諸如知識分子主體性問題，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系問題，自然人性論與個人主義問題等等，在今天仍然是現(xiàn)在的年輕人所要面對的問題。每個問題我都沒有給出完整、完美的答案。而是把自己思考遇到的困惑以及沒有解決的問題如實地說出來，希望和年輕一代一起來討論、思考。
最大的是國民精神問題
張弘：你在書中說，魯迅、王瑤這樣的知識分子有自己的理想，但不是策略家，無法提出可操作性的方案。在思想家和實踐家之間，你似乎更看重前者，為什么？
錢理群：我是講，不同的知識分子有不同的選擇。總體來說，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國這塊土地，以及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應該有一種血肉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的方式可以不一樣。第一種層面，他是理論家，把現(xiàn)實生活中提出的問題上升為一種形而上的理論。這種工作在我看來是知識分子的第一職責。他的任務是給社會提供一種新的理念，價值理想。從表面看，這種理論和現(xiàn)實沒有關系。比如康德，他的哲學看來與現(xiàn)實生活沒多大關系，但是實際上它有一種更深刻的聯(lián)系。但是，在我看來中國現(xiàn)在基本上沒有這樣一個人。第二種層面，他有自己的理想，他用這種理想來批判現(xiàn)實，他的主要職責就是批判，他是批判者，比如魯迅。這兩個層面的，我們都稱為思想家，一個是創(chuàng)造者，一個是批判者。第三個層面的是實踐家，他們將思想、理論轉化為實踐，在政治、文化、經濟等方面發(fā)揮作用。第四個層面的，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學院里的學者，所謂“關起門來做學問”的人。他的任務是積淀，傳播、傳遞知識。這四個層面的知識分子承擔的功能是不一樣的，思想家要講徹底，實踐家要講妥協(xié)。每個人都應該有我所稱的“邊界意識”。你要明白，自己的意義在哪里，局限在哪里。
張弘：你認為自己屬于哪種層面？
錢理群：我通常扮演兩個角色。有時我是從思想者的角度，那我的思想很徹底，在別人看來可能很激進，因為我是強調自己的理想，不考慮實踐的。但是，有時我也參與實踐。
這個問題魯迅過去也講過。學術要講“冷”的，行動是要講“熱”的。我現(xiàn)在最大的矛盾是，我非常迷戀從容、安詳?shù)膶W者狀態(tài)，我愿意做一個學者，學者是要關起門來做學問的，但是一介入現(xiàn)實就成為一個公眾人物。而公眾人物要付出極大的代價，除了時間和精力之外，你處在很多目光關注之下，誰都可以議論你，批評你。我解決矛盾的辦法就是腳踩兩只船，不斷變換重心。我這種個人選擇，有很多矛盾，也有很多缺陷。
中學生可以讀懂魯迅
張弘：魯迅在你的精神資源里面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你怎么看待其他的精神資源？
錢理群：從理論上來講，我們應該最廣泛吸收精神資源，很明顯僅有魯迅是不夠的。我們要借鑒中國傳統(tǒng)的精神資源，還有同時代人包括胡適的精神資源，還有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精神資源。這些年我強調魯迅的精神資源，是有一定的針對性的。因為我們現(xiàn)在在尋找精神資源有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單一強調傳統(tǒng)資源。有一派人講傳統(tǒng)就是古代傳統(tǒng)。而另一派人就是強調西方傳統(tǒng)，一定程度上忽略了20世紀中國自身的經驗。我個人認為，20世紀中國自身的經驗在思想文化上，最高的是魯迅。當然，有些學者認為是胡適。我覺得，魯迅的資源可能更帶有中國本土的原創(chuàng)性，這是我強調魯迅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一直有一個觀點，一個民族要出一個偉大的人物很難，但是，要真正認識一個偉大的人物更難。我覺得一個令中國人非常驕傲的一點是我們有魯迅，我與很多海外學者接觸，他們都很佩服、很羨慕中國有一個魯迅。
張弘：你也在中學做過嘗試，就你了解的情況看，現(xiàn)在的中學生能否像你一樣走近魯迅？
錢理群：這個我比較有發(fā)言權，這些年來我一直嘗試到中學講魯迅。我給他們上課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讓他們從拒絕魯迅到接納魯迅。我到過的學校有我的母校，南京師范大學附中，還有北大附中，北師大實驗中學。我自己親自講，聽課的學生很能接受。雖然聽到底的學生不多，但是，聽的人收獲很大。我編了一個教材，現(xiàn)在已經被國家教委審定通過了，作為高中學生的選修課程。這個教材江蘇省就訂了七萬冊。我們同事還編了教學參考資料，給中學老師一定的輔導。
我有一個觀點，只要具備兩個條件的青年，一定會在不同時期、不同層面上走近魯迅。一條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沒有一定文化程度讀不懂魯迅。第二條是思考問題或者說對現(xiàn)實不滿，對自己思想不滿，希望有所突破。因此，對魯迅的態(tài)度，其實和每個人的選擇有關系。如果這樣的估計沒錯，確實有相當多的青年在拒絕魯迅。但也有一批青年在走近魯迅，一個簡單的事實即可證明：魯迅的著作特別暢銷，甚至包括我們講魯迅的著作也始終暢銷。當然，讀魯迅的讀者比例不大，但是絕對量不小。從另一方面來說，魯迅也不需要所有人都接受他。我經常開玩笑說，現(xiàn)在孔子非常熱，魯迅比較冷。但是，孔子正在交華蓋運，魯迅反而正在恢復正常。因為大家都在捧孔夫子，但是真正讀他書的人很少，這是孔夫子的悲哀。從表面上看，魯迅比以前冷多了。其實以前大家都讀魯迅、學魯迅那是不正常的；現(xiàn)在的魯迅，有人歡喜，有人怕，有人罵，其實是正常的。
張弘：按照你說的這種情況，選一部分魯迅作品作為大學的通識教材是不是更好？
錢理群：大學生應該更多地接近魯迅。我有一部分資料沒有整理出來，根據(jù)很多學生的反應來看，不同年齡對魯迅有不同的認識。我一向認為，魯迅是常讀常青的。讀魯迅有一個特點，就是與讀者的生活閱歷有關系。閱歷太淺，可能讀起來就有一定的困難。
(《小康》雜志)
來源：中新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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