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畫像中的宴飲
早在光緒初元，京師士大夫就有以金石、古器相尚的風(fēng)氣，“競揚翁大興、阮儀征之余緒。”（震鈞：《天咫偶聞》）其次，鈔古碑也是消磨時間的一種辦法及在當(dāng)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下，時為京官的韜晦策略。再次，大概是最重要的原因，魯迅想借此考古，研究中國歷史。魯迅
魯迅對文字記錄本就有一種不信任態(tài)度，所以他輯校古籍，有時是用文字與金石對校，來修正文字的訛誤。因為文字不僅有可能在傳播中出現(xiàn)錯誤，更有可能經(jīng)由當(dāng)權(quán)者刪改，僅憑文字，很難還原真實的歷史，也需要借助圖像，這是他重視金石的重要原因。《談胡須》一文中，魯迅就憑借漢石刻畫像和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來判斷中國古代男子的胡須上翹。對漢畫像，魯迅有自己的解釋：“漢朝人在宮殿和墓前的石室里，多喜歡繪畫或雕刻古來的帝王，孔子弟子，列士，列女，孝子之類的圖。”（《朝花夕拾·后記》）魯迅整理古碑，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圖案。蔡元培指出，“從前記錄漢碑的書，注意文字；對于碑上雕刻的花紋，毫不注意”。而魯迅則對漢碑圖案很感興趣。（蔡元培：《紀念
魯迅特別關(guān)注漢畫像中繪宴會之狀。魯迅所珍藏的《朱鮪石室畫像》，其中多宴飲石像，他一直銳意搜集。魯迅曾于1916年、1919年多次在琉璃廠購買《朱鮪石室畫像》，1934年又購入《朱鮪石室畫像》。
魯迅對漢畫像的搜集，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前期側(cè)重點為山東漢畫像；后期側(cè)重點為河南南陽漢畫像。現(xiàn)存魯迅收藏漢畫像拓片六百余幅，其中主要是山東漢畫像，有三百六十余幅。南陽漢畫像二百九十余幅。山東漢畫像偏重于歷史、人物，主要是人事活動的畫像。李發(fā)林的《山東漢畫像石研究》將山東區(qū)域漢畫像分為四大類：反映社會現(xiàn)實生活的（包括農(nóng)業(yè)勞動、手工業(yè)勞動、狩獵、車騎行列、聚會、戰(zhàn)爭、庖廚、百戲等）；描繪歷史人物故事的；圖畫祥瑞、神話故事的；描繪自然景物的。他認為山東地區(qū)中反映社會現(xiàn)實生活的為最多。
魯迅對其他漢畫像的搜集，也很關(guān)注宴飲。魯迅曾想編《漢畫像考》，但一直未能出版。從現(xiàn)存的魯迅自擬的漢畫像目錄（草稿）來看，這份擬目的寫作時間應(yīng)為1922年至1926年間。現(xiàn)存的魯迅漢畫像殘稿中有《肥城孝堂山新出畫像》，屬于郭氏石室畫像。魯迅寫的說明詳細介紹了醼享之事：“第二層右醼享之事，童子中立，旁男女各六人，有侍者，左廩；下層右廩并甖二，左樓閣上下坐者各二人侍者五。”
魯迅筆下的宴飲與民初北京
清末民初，北京的飲食業(yè)興盛，從高檔的飯莊——時稱某某堂，到中檔的飯館，到小飯鋪，種類繁多。還有不少西餐館——番菜館。北京的飯館，以廣和居開設(shè)最早，也最著名。紹興會館的斜對面2號就是當(dāng)時北京有名的廣和居。廣和居在宣外菜市口西路南北半截胡同南頭路東，魯迅常從廣和居叫菜或約友人宴飲。據(jù)魯迅日記記載，魯迅在北京去得最多的飯館大概就是廣和居了。《清稗類鈔》、《越縵堂日記》中都提到廣和居。 “廣和居在清末不是一家普通飯館，簡直是宣南掌故的總匯，幾乎是一個政治俱樂部了。當(dāng)時一些有權(quán)勢的大官吏、有影響的大名士都以到廣和居聚會為勝事。”（ 鄧云鄉(xiāng)：《魯迅與北京風(fēng)土》）廣和居的幾個名菜，都是以京官的名字命名的。夏仁虎《舊京瑣記》記載：“士大夫好集于半截胡同之廣和居，張文襄在京提倡最力。其著名者，為蒸山藥；曰潘魚者，出自潘炳年；曰曾魚，創(chuàng)自曾侯；曰吳魚片，始自吳閏生。”《道咸以來朝野雜記》記載：“廣和居在北半截胡同路東，歷史最悠久，蓋自道光中即有此館，專為宣南士大夫設(shè)也。”廣和居內(nèi)墻上寫的影射時政的題壁詩很有名。梁鼎芬因彈劾李鴻章被革職，離京前夕，同僚即在廣和居餞行。廣和居大門上嵌字對聯(lián)“廣居庶道賢人志，和鼎調(diào)羹宰相才。”據(jù)《道咸以來朝野雜記》，戊戌政變，講新政者有所謂三公子：翰林院編修徐仁鑄、吏部主事陳三立、軍機章京譚嗣同。其中，陳三立、譚嗣同都經(jīng)常出入于此。
魯迅對飲食一直都很關(guān)注，在青少年時代曾經(jīng)影寫過明代散曲家王磐的《野菜譜》。魯迅還專門留心過中國肴饌的書籍，“《禮記》里的所謂‘八珍’，《酉陽雜俎》里的一張御賜菜帳和袁枚名士的《隨園食單》。元朝有和斯輝的《飲饌正要》，……唐朝的呢，有楊煜的《膳夫經(jīng)手錄》，就收在《閭邱辨囿》中。”（《華蓋集續(xù)編·馬上支日記》）在《朝花夕拾·小引》中，魯迅還“曾經(jīng)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xiāng)所吃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xiāng)的蠱惑。”
魯迅在多篇雜文中以談吃來談?wù)撌缿B(tài)。《談皇帝》中寫對待皇帝的“愚君政策”，也是以食物為例：“所以吃的東西也不能隨便給他吃”，“因此只好又將他練成傻子，終年耐心地專吃著‘紅嘴綠鸚哥’。此外還有后來所寫的《準風(fēng)月談·“吃白相飯”》《準風(fēng)月談·吃教》《花邊文學(xué)·零食》《且介亭雜文·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且介亭雜文二集·“靠天吃飯”》等。《且介亭雜文·病后雜談》用“君子遠庖廚也”來揭示儒家的虛偽：“‘君子遠庖廚也’就是自欺欺人的辦法：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見牛的臨死的觳觫，于是走開，等到燒成牛排，然后慢慢的來咀嚼。……于是他心安理得，……‘萬物皆備于我矣’了。”
酒店在魯迅小說中成為一個重要場所。《孔乙己》以咸亨酒店為敘述的舞臺，小說的敘事者是咸亨酒店的小伙計。此外，咸亨飯店還出現(xiàn)在《明天》《風(fēng)波》里。《風(fēng)波》里寫道：“咸亨酒店里的人，都說要的。”“七斤嫂這時從直覺上覺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因為咸亨酒店是消息靈通的所在。”《風(fēng)波》里的趙七爺也是鄰村茂源酒店的主人。酒店被看作是消息傳播的一個重要場所。《在酒樓上》，酒樓成為敘述空間。
《阿Q正傳》和《采薇》中也寫到酒店的功能。“人人都愿意知道現(xiàn)錢和新夾襖的阿Q的中興史，所以在酒店里，茶館里，廟檐下，便漸漸的探聽出來了。這結(jié)果，是阿Q得了新敬畏。”（《阿Q正傳》）《采薇》中酒店是一個講故事的地點：“凡是能夠勉強走動的傷兵，大抵在茶館，酒店，理發(fā)鋪，以及人家的檐前或門口閑坐，講述戰(zhàn)爭的故事，無論那里，總有一群人眉飛色舞的在聽他。”《三閑集·革命咖啡店》還寫道：“葉靈鳳革命藝術(shù)家曾畫過我的像，說是躲在酒壇的后面。
《狂人日記》中對禮教的揭示以“吃人”為喻。在魯迅的雜文中還犀利和深刻地以宴席為喻批判現(xiàn)實。早在《墳·燈下漫筆》中魯迅就指出：“因此我們在目前，還可以親見各式各樣的筵宴，有燒烤，有翅席，有便飯，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飯，路傍也有殘羹，野上也有餓莩；有吃燒烤的身價不資的闊人，也有餓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現(xiàn)代評論》二十一期）。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
在女師大風(fēng)潮中，魯迅寫文章，專門論及一次酒店的宴飲。1925年，魯迅在《“公理”的把戲》一文中寫道：“據(jù)十二月十六日的《北京晚報》說，則有些‘名流’即于十四日晚六時在那個擷英番菜館開會。……從這飯局里產(chǎn)生了‘教育界公理維護會’，從這會又變出‘國立女子大學(xué)后援會’，……”報上和函上有出席飯局者的名單。魯迅還專門將此次飯局的名單抄錄于文中。“擷英番菜館”，在前門外廊坊頭條西頭路南，除北京飯店、六國飯店等外國人開的大飯店而外，以賣番菜論，擷英是當(dāng)時北京最大、最著名的了。
因為魯迅“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 （《華蓋集續(xù)編·我還不能“帶住”》），同時也因為魯迅曾身為京官，卻采取了社會批評的姿態(tài)，所以魯迅的文章常措辭隱晦，語含諷刺，在描述內(nèi)容上受到野史、筆記的影響，常常選擇在題材上處于相對邊緣的日常生活作為描述對象。從漢畫像中的宴飲，到民初北京日常生活中的飲食和宴飲，魯迅據(jù)此觀察和思考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并在文章中以飲食和宴飲為喻，寫下力作。
（原載《北京觀察》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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