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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英

《士敏土》是蘇聯(lián)作家革拉特珂夫（1883-1958）1925年創(chuàng)作的一部反映蘇聯(lián)國民經(jīng)濟恢復(fù)時期的長篇小說。蘇聯(lián)社會主義的建設(shè)，是以內(nèi)戰(zhàn)的結(jié)束，新經(jīng)濟政策的實施為起點的。這是一個異常艱苦的時代。階級敵人的破壞，對知識分子的團結(jié)，與官僚主義的斗爭，對新型兩性關(guān)系的認(rèn)識和對傳統(tǒng)家庭觀念的顛覆等內(nèi)容構(gòu)成了這部小說的框架。“記述往事，是歷史書的任務(wù)。至若用形象和典型把當(dāng)時的情景和人物復(fù)活起來使讀者如臨其境，如與其事，如見其人，那就非文學(xué)辦不到了。在這意義上，《士敏土》是可以和聯(lián)共黨史參照起來讀的。《士敏土》是偉大的真實的史詩”，譯者如是說。高爾基則稱贊它“第一次堅定地采取了和輝煌地照出了當(dāng)代最有意義的主題——勞動”。該作品也曾被魯迅譽為“新俄文學(xué)的永久的碑碣”。1929年11月，蔡詠裳、董紹明夫婦根據(jù)一九二九年出版的A.S.Arthur&C.Ashleigh的《士敏土》英譯本將其轉(zhuǎn)譯成中文，由上海啟智書局出版。1932年7月，該書修訂再版，由新生命書局出版。此版即是《魯迅全集》書刊注釋條目中所提“由魯迅譯序并校訂”的版本。1941年，董紹明先生又對照英譯本進行了改譯，由尼羅社出版。而它卷末的一篇《譯者題記》，則引發(fā)了我強烈的興趣與關(guān)注。這篇《題記》，向我們詳盡地講述了魯迅與新生命版《士敏土》問世的淵源。

魯迅與新生命書局《士敏土》修訂本

魯迅一生為我們留下了一千多萬字的文化遺產(chǎn)，其中將近一半是翻譯文字。而其中大部分為蘇俄文學(xué)。據(jù)統(tǒng)計，魯迅著譯中所論述的近二十個國家，百余名作者中，蘇俄作家就占了近三分之一。魯迅著譯中所涉及的近380名外國作家、文藝?yán)碚摷摇⑽膶W(xué)史家和翻譯家中，蘇俄作家占有百人。讀到這些數(shù)據(jù)，我們可以感受到魯迅是如何將這些“被西歐的所謂文明國人看作半開化的俄國”的文學(xué)，“被帝國主義者看作惡魔的蘇聯(lián)”的文學(xué)，怎樣地介紹到中國來，讓人們“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從文學(xué)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魯迅先生的文學(xué)道路發(fā)端于翻譯介紹外國文學(xué)，他從別國竊得火，用來煮自己的肉，其目的是要借異邦之新聲，喚醒中國。

魯迅以為：“我們的讀者大眾，在朦朧中，早知道這偉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長出什么東西來，而這‘黑土’卻也確實生長了東西，給我們親見了：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zhàn)斗，變革，戰(zhàn)斗，建設(shè)，戰(zhàn)斗，成功。”魯迅對俄蘇文學(xué)的介紹最早始見于1907年所作的《摩羅詩力說》一文，在評論19世紀(jì)幾位最偉大的革命浪漫詩人的詩作時，盛贊“俄羅斯當(dāng)十九世紀(jì)初葉，文事始新，漸乃獨立，日益昭明，今則已有齊驅(qū)先覺諸邦之概”。1909年魯迅與周作人又合作翻譯出版了《域外小說集》，書中介紹了俄國作家安特萊夫和迦爾洵的作品。《死魂靈》是魯迅翻譯的最后一部俄國文學(xué)作品。許廣平在其所作《附記》中，以沉重的筆調(diào)向我們敘述了魯迅翻譯此書時的情景，“全桌面鋪滿了書本，專誠而又認(rèn)真地，沉湛于中的，一心致志的在翻譯。……先生熬住了身體的虛弱，一直支撐著做工”。“當(dāng)《死魂靈》第二部第三章翻譯完了時，正是一九三六年的五月十五日”。“而書的出來，先生已不及親自披覽了”。直到逝世，魯迅始終都在身體力行地關(guān)注和介紹著俄蘇文學(xué)。這種持久與廣泛，在魯迅同時代的中國文人中，實在是鳳毛麟角。不僅如此，他還積極支持熱心于俄蘇文學(xué)的青年的出版譯作。蔡詠裳、董紹明夫婦翻譯的這部《士敏土》便是其中之一。

談起翻譯小說《士敏土》的過程，譯者在《題記》中無不深情地寫道：“由于十年來往事的回憶，我不能不想起去年夏季逝世的與我共過十余年的步虛（注：即他前夫人蔡詠裳）。這譯本最初是由她起草、我來校改的。加上兩次謄清，三個月內(nèi)她寫了一百多萬字。她這種艱苦耐勞的精神和體力，都不能使她生存下去，……”

而對于魯迅為小說《士敏土》所盡之力，譯者又寫道：“關(guān)于先生怎樣改造我的思想和行為，乃是當(dāng)代無數(shù)青年同具的經(jīng)驗，我現(xiàn)在但提一提因了這個譯本，先生顯示給我們的熱情和厚誼。第一版出書后，先生便時時在行文時提及，并且中止了為神州國光社翻譯本書的計劃。”《士敏土》第一版出版后，譯者便將書送給魯迅。1930年2月12日魯迅日記載：“下午得董紹〔明〕信并贈所譯《士敏土》一本。”關(guān)于譯者所提“中止了為神州國光社翻譯”計劃的情況，魯迅1931年11月在《〈鐵流〉編校后記》中有過這樣的描述：一九三○年上半年“左翼文學(xué)尚未很遭迫壓的時候，許多書店為了在表面上顯示自己的前進起見，大概都愿意印幾本這一類的書；……這一種風(fēng)氣，竟也打動了一向?qū)３霰鏁嫷纳裰輫馍纾铣鲆环N收羅新俄文藝作品的叢書了。”當(dāng)時，魯迅等人應(yīng)神州國光社之請擬編一套翻譯新俄作品的叢書，名為《現(xiàn)代文藝叢書》，一共十種：1、《浮士德與城》（A.盧那卡爾斯基著，柔石譯）；2、《被解放了的堂·吉坷德》（盧那卡爾斯基著，魯迅譯，后由瞿秋白譯）；3、《十月》（A.雅各武萊夫著，魯迅譯）；4、《精光的年頭》（畢力涅克著，蓬子譯）；5、《鐵甲列車》（V.伊凡諾夫著，侍桁譯）；6、《叛亂》（富曼諾夫著，成文英譯）；7、《火馬》（革拉特珂夫著，侍桁譯）；8、《鐵流》（綏拉菲摩維支著，曹靖華譯）；9、《毀滅》（法捷耶夫著，魯迅譯）；10、《靜靜的頓河》（蕭洛霍夫著，賀非譯）。當(dāng)時魯迅確曾想把里培進斯基的《一周間》和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這樣“具有紀(jì)念碑性的作品”編進去，“但因為在先已有譯本出版，這里就不編進去了”。后因神州國光社毀約，僅出版了《浮士德與城》、《十月》、《鐵甲列車》、《靜靜的頓河》（第一冊）這四種。

《士敏土》第一版初出時，在文字、印刷、裝訂等方面存在有諸多缺憾，由于受著現(xiàn)實的束縛，一直等待了將近兩年，才得到加以修訂的機會。1931年下半年，小說《士敏土》修訂再版。譯者說：“再版時，我與步虛都不在上海”。據(jù)他女兒董仲民回憶：“1931年，經(jīng)過史沫特萊的介紹，父親和蔡詠裳參加了第三國際東方局（亦為蘇聯(lián)紅軍總參情報部東方局）的工作，受東方局的負(fù)責(zé)人佐爾格的直接領(lǐng)導(dǎo)。從此，他們輾轉(zhuǎn)于廣州、上海、香港、澳門等地，進行秘密工作，蔡還去過莫斯科。……據(jù)資料記載，第三國際東方局在中國直接與周恩來領(lǐng)導(dǎo)的中共中央特科聯(lián)系，佐爾格于1930年至1933年在中國工作。”因此，譯者又說：“代我們主持一切的，便是先生和景宋先生和雪峰兄。景宋先生的精神和勞力，已經(jīng)完全融入魯迅先生的工作，使我們無從加以分別，但同樣不能忘記。因了我們的請求，先生特根據(jù)兩種日譯本譯出一篇五千余字的《代序》。又把《圖序》改寫了，加進去。木刻下的題字，是先生親筆為本書寫的。制版的工作更是在先生的精明的指導(dǎo)下完成的。當(dāng)我最后一次去北四川路底的寓所訪候先生時，先生拿出校好的一部分校樣來給我看，并告訴我因一二八戰(zhàn)事排校中斷的經(jīng)過。”這一段回憶文字，清晰地展現(xiàn)了魯迅為新生命版《士敏土》所付出的巨大心力。這一年的《魯迅日記》也多有記載：1931年8月14日“午后得蔡永言信并《士敏士〔土〕》跋。”1931年10月21日“夜譯《士敏土》序訖”。1931年10月29日“以《士敏土》序跋及插畫付新生命書局”。1931年11月18日“校《士敏土》起”。1931年12月2日“校《士敏土》小說”。而在魯迅1931年8月16日致蔡永言的信中更加詳盡地筆述了翻譯、校對、排版、裝訂、出版小說《士敏土》的一系列過程：“七月廿六日信早收到，《士敏土》校正稿，則收到更在其前。雪兄如常，但其所接洽之出版所，似尚未十分確定。蓋上海書店，無論其說話如何漂亮，而其實則出版之際，一欲安全，二欲多售，三欲不化本錢，四欲大發(fā)其財，故交涉頗麻煩也。但無論如何，印出是總可以印出的。當(dāng)印行時，插畫當(dāng)分插本文中，題語亦當(dāng)照改，而下注原題，此原題與德譯本亦不盡合，是刻者自題的。戈庚教授論文，可由我另譯一篇附入。書擬如《奔流》之大，不能再大了。作者像我有底子，另做一塊，所費亦甚有限。大江書店之線訂法，流弊甚多，我想只好仍用將線訂在紙邊之法。至于校對，則任何書店，幾于無一可靠，有些人甚至于識字不多，點畫小有不同，便不能辨了。此次印行時，可屬密斯許校對，我相信可以比普通少錯一點。此復(fù)，即頌　近佳　迅上　八月十六夜”；“紹兄均此致候不另。題版題語能否毫無刪改，須與出版者商量，采其意見。”

時任新生命書局特約編輯，當(dāng)時正擔(dān)綱《世界新興文學(xué)名著譯叢》的主編黃源先生在追憶同魯迅相識的過程里，也談到1931年魯迅將董紹明夫婦譯的《士敏土》交由他編入《世界新興文學(xué)名著譯叢》的情況。那時他們還經(jīng)常因為《士敏土》的事情在內(nèi)山書店見面，魯迅把“校閱后的《士敏土》的校樣，交給我”。（見黃源：《魯迅和內(nèi)山完造》，《黃源文集》，上海文藝出版社）

我們在對魯迅書信、魯迅日記、“譯者題記”、黃源先生追憶片斷的閱讀中，清晰、直接、真實地感受到魯迅為該書所付出的艱辛和努力。我們知道，魯迅對待每一本書的出版向來是極其嚴(yán)肅認(rèn)真的，從書籍的封面、版心、字體、著色以及書籍的式樣、排版、裝訂，“即使校對別人的譯著，也真是一個字一個字的看下去，決不肯隨便放過，敷衍作者和讀者的，并且毫不懷著有所利用的意思”。正是因為有了魯迅“這些陸續(xù)用去了的生命”的幫助，才使得再版后的《士敏土》“比起第一版那樣簡陋的外形來”，有了“不可同日而語”的變化。在魯迅等人的傾力經(jīng)營下，再版本《士敏土》于1932年7月由新生命書局出版。此版新增了魯迅為該書翻譯的蘇聯(lián)P.S.戈庚教授《偉大的十年文學(xué)》一書的部分章節(jié)作為譯本的《代序》，還將自己珍藏的德國版畫家梅斐爾德的十幅版畫作了譯本的插圖，并增寫了《圖序》，該文曾是魯迅1930年9月為自費影印出版的《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而寫的序言，后經(jīng)魯迅修改印入本書。“最初翻譯時，譯名完全依照英文的拼音法。再版時，魯迅先生把作者的名字改成現(xiàn)在的幾個字”。關(guān)于譯本中的插圖，董紹明先生在《題記》中回憶說：魯迅先生“一買到梅斐爾德的木刻圖，便由柔石兄拿給我們看。呵！那時柔石兄兩手捧圖，大家相視而笑的情景，一切如在昨日。”魯迅自幼喜愛美術(shù)，這種愛好伴隨了他的一生，也影響了他的一生。那時，魯迅為了購置外國版畫，手頭一周轉(zhuǎn)靈便，便馬上托人把馬克和法郎寄到在德國留學(xué)的徐詩荃和在法國的季志仁那里，托他們搜尋版畫。1930年9月12日魯迅收到徐詩荃由德國寄來的梅菲爾德木刻畫，當(dāng)天在日記中寫道：“收詩荃所寄Carl Meffert作《Zement》木刻插圖十枚。直一百五十馬克，上海稅關(guān)取稅六元三角”。魯迅在1930年2月收到蔡詠裳、董紹明夫婦所譯《士敏土》初版本，1930年9月收到徐詩荃寄來的梅斐爾德作《士敏土》木刻插圖，想必魯迅先生一收到《士敏土》插圖便萌生了要將它收入小說譯本中的愿望。

1941年，董紹明先生又對照《士敏土》英譯本對再版本進行了改譯，由尼羅社出版。與新生命版比較，尼羅版新增了多條注釋，語句上以譯者借用《文心雕龍》中的兩句話概括為“隨心婉轉(zhuǎn)，與物徘徊”，在沒有改變作者的意思和風(fēng)格下，文字較前更加流暢。然而，“物固非久，人命實脆”，譯者想起十年前最后一次去北四川路底寓所聆聽魯迅先生對本書的意見時，因為身體有病加上一些別的事的困擾，而未能著意去聽。后來在病床上聽到了魯迅先生逝世的消息。這回憶的痛苦，一直伴隨著譯者，卻“永遠(yuǎn)沒有向先生用行為來表明自己的機會了”！

對于這部魯迅傾注了巨大心力的新生命版《士敏土》，一直以來卻少有人提及。人們談得最多的是魯迅1930年9月自費影印，以三閑書屋名義出版的《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這是一部“氣象雄偉，舊藝術(shù)家無人可以比方”，“黑白相映，栩栩如生，而且簡樸雄勁，決非描頭畫腳的美術(shù)家所能望其項背”的大型畫冊。魯迅認(rèn)為，小說《士敏土》不僅是革拉特珂夫的名篇，也是新俄文學(xué)永久的碑碣。“這十幅木刻，即表現(xiàn)著工業(yè)的從寂滅中而復(fù)興。由散漫而有組織，因組織而得恢復(fù)，自恢復(fù)而至盛大。也可以略見人類心理的順?biāo)斓淖冃危髡咚坪醪缓茴櫦皟煞N社會底要素之在相克的斗爭——意識的糾葛的形象。”魯迅歷來視書籍裝幀與插圖為書籍的另一種“力量”，“能補助文字之所不及”。這也正是魯迅要將插圖收入其內(nèi)的原因。然而，遺憾的是對于魯迅“陸續(xù)用去了的生命”澆灌出來的新生命版小說《士敏土》，人們卻極少關(guān)注，甚至魯迅為其增寫的《圖序》，在1981年版和2005年版的《魯迅全集》中也僅僅放在《〈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序言》的注釋中加以說明。這篇增補《圖序》最早見于唐弢先生于1946年10月編輯的《魯迅全集補遺》中，該《補遺》是1938年版《魯迅全集》出版后的第一部魯迅佚文集。筆者查閱了1958年版《魯迅全集》，編者是將增寫部分（最后一節(jié)）收在《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序言》正文后面；1981年版和2005年版將其放入注釋中。

在魯迅編校、序跋的諸多作品中，被人們談的最多，寫的最多的也是魯迅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自己錄訂的《魯迅譯著書目》中的作品，而恰恰也忽略了對新生命版《士敏土》的介紹。魯迅的這篇《魯迅譯著書目》除了自己的譯著，還包括“所校勘者”、“所纂輯者”、“所編輯者”、“所選定，校字者”、“所校定，校字者”、“所校定者”、“所印行者”。但不知道為什么魯迅并未將自己為之付出巨大心力的小說《士敏土》列入其中。或許是因為新生命書局修訂本還未出版的緣故？但實際上魯迅在1931年8月就已經(jīng)開始了《士敏土》譯校等工作。我們知道魯迅的全部著譯有兩個書目：一個收在《三閑集》末篇，名為《魯迅譯著書目》，是魯迅自己錄訂的，未收《士敏土》；另一個收在1938年版《魯迅全集》第二十卷中，名為《魯迅譯著書目續(xù)編》，是由許廣平及《魯迅全集》編委會編訂的，該《書目》將《士敏土》列入其中“所選定、校字者”一類。1952年3月，唐弢先生編《魯迅全集補遺續(xù)編》，其中《重訂魯迅著譯書目》，也將《士敏土》列入“所選定、校字者”一類。

從1958年版之后的《魯迅全集》因?qū)Ｊ蒸斞傅膭?chuàng)作、評論和文學(xué)史著作等，其它的都不收入在內(nèi)，而抽去了這篇《魯迅譯著書目續(xù)編》，《士敏土》也隨之抽去。

關(guān)于《魯迅全集》三條注釋的補正

1.1981年版《魯迅全集》第七卷第363頁關(guān)于《〈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序言》注釋〔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年九月出版的《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后經(jīng)作者修改，印入新生命書局再版的董紹明、蔡詠裳合譯的《士敏土》中，其中刪去最后一段和寫作年月，另外補寫了如下一段文字：‘以上這一些，是去年九月三閑書屋影印這圖的時候，由我寫在前面作為小序的。現(xiàn)在要復(fù)制了插入本書去，最好是加上一點說明，但因為我別無新知，就只好將舊文照抄在這里。原圖題目，和本書頗有不同之處，因為這回是以小說為主，所以譯名就改從了本書，只將原題注在下面了。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魯迅記。’”這是魯迅為1932年7月新生命書局版小說《士敏土》所寫《圖序》中的最后一段文字。2005年版《魯迅全集》沿襲了這條注釋。而我在翻看原版1932年7月新生命書局出版的《士敏土·圖序》及之后的幾個《士敏土》版本，發(fā)現(xiàn)最后的落款時間并非“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而是“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之后，我又查看了《魯迅全集補遺》和1958年版的《魯迅全集》，關(guān)于此段文字的落款時間均為“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二日”。顯而易見，1981年版和2005年版《魯迅全集》中的“二十日”是“二十二日”之誤。

2.同上注釋〔3〕巨靈的努力　1931年魯迅改為“非常的努力”。

這是魯迅在《〈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序言》中，評價小說《士敏土》的一句話，“他以為在這書中，有兩種社會底要素在相克，就是建設(shè)的要素和退嬰，散漫，過去的頹唐的力。……作者即在說出怎樣地用了巨靈的努力，這才能使被破壞了的工廠動彈，沉默了的機械運轉(zhuǎn)的顛末來。”我查閱了魯迅著作的各個版本及小說《士敏土》的各個版本，關(guān)于“巨靈的努力”，并未發(fā)現(xiàn)修改過。

巨靈，是神話傳說中劈開華山的河神。魯迅在這里用了“巨靈的努力”來形容努力的程度。在魯迅的著作中也曾幾次運用到“巨靈”這個詞。

3.關(guān)于蔡永言，1981年版和2005年版的《魯迅全集》注釋中都寫：“蔡永言，時為董紹明、蔡詠裳夫婦合用的名字。”此說法值得商榷，我認(rèn)為蔡永言就是蔡詠裳。為什么這樣說呢？第一、魯迅與蔡詠裳的交往根據(jù)《魯迅日記》記載是在1929年12月27日開始的，“二十七日小雨。午后得楊維銓信。下午史沫特列女士、蔡詠裳女士及董紹明君來。”從1929年到1931年8月以前我們看《魯迅日記》基本以蔡詠裳相稱。而蔡永言這個稱謂最早出現(xiàn)在魯迅1931年8月14日的《魯迅日記》中：“晴，熱。午后得蔡永言信并《士敏士〔土〕》跋。”之后，不論在書信中還是在日記里，便多以“永言”相稱。為什么說蔡永言就是蔡詠裳呢，魯迅在1931年8月16日寫給蔡永言信的結(jié)尾處（筆者在前面照錄了這封信），特別提到“紹君均此致候不另”。“紹君”即董紹明，如果蔡永言是董紹明、蔡詠裳夫婦合用的名字的話，我想魯迅就不必在信的結(jié)尾處再寫此話的。另外，在1946年10月19日出版的《魯迅書簡》中，編者也誤將這封信收在董紹明名下。第二、是自己的一種猜想，在《魯迅日記》手稿中，蔡詠裳的“詠”字，均為言字旁的“詠”，而非口字旁的“詠”，《說文》：“詠，歌也，從言，永聲，詠或從口。”我想“永言”大概就是魯迅當(dāng)時把“詠”字拆開了寫的吧。

新發(fā)現(xiàn)的一組魯迅手跡

魯迅在1931年10月22日為新生命版《士敏土》增寫的《圖序》中寫道：“原圖題目，和本書頗有不同之處，因為這回是以小說為主，所以譯名就改從了本書，只將原題注在下面了。”

為了使大家明了其“不同之處”，特將兩個《圖序》照錄如下：

《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圖錄　　

1、書名

2、寂滅的工業(yè)

3、工廠

4、勞動者

5、小組

6、制動機礦山

7、第一筐

8、小紅旗

9、開始的作工

10、工業(yè)

 

《士敏土》圖序

1、書名

2、荒涼的工廠

3、機器

4、伙伴

5、小組

6、索道

7、第一車

8、旗子

9、前進

10、波浪

小說插圖下的文字是以插圖所在章節(jié)的標(biāo)題而定的。這也就是魯迅所言“原圖題目，和本書頗有不同之處，因為這回是以小說為主，所以譯名就改從了本書，只將原題注在下面了。”而插圖下方的文字，正是魯迅親筆題寫上去的，董紹明先生在《題記》里非常明確地說明：“木刻下的題字，是先生親筆為本書寫的。”我查看了魯迅著作的所有版本和研究者們編輯的所有魯迅佚文集都未提及小說《士敏土》插圖下的這組文字。因此，可以說董紹明先生的這篇《譯者題記》不僅讓我們真實地了解了魯迅與新生命版《士敏土》問世的淵源，還將魯迅為《士敏土》插圖題字浮出水面，這是給予我們最大的驚喜。

從這部書的出版至今，已過去了大半個世紀(jì)。“嗚呼！物固非久，人命實脆；不有德業(yè)，何以永世？”但作者、譯者、校者“其生平工作應(yīng)有不即磨滅者在”。

二○○七年十月